刘进宝:朱雷先生的学术与人生

社会科学战线2018-05-18 12:20:12

从1955年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开始,朱老师已在武大学习、工作了50多年,可以说将一生都献给了武汉大学,并对武汉大学及其历史系(院)有着深厚的感情。

朱雷老师出生于1937年5月,他既是世家子弟,又是革命后代。在朱老师的成长中,经历了太多的风云变幻,社会的动荡、人生的选择,是他们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从朱老师的经历可知,爱国主义是他生命中的永恒主题。我这里所说的爱国主义,并非是说朱老师是革命后代,也不是空洞而泛泛的爱国主义,而是具体的、实际的。

据我多年的了解、观察和体会,朱老师爱他的家庭,不论是去世的亲人,还是妻子儿女;对老师——尤其是唐长孺先生无比的爱护,在担任唐长孺教授助手的10余年中,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生活上,都能做到尽心尽职,受到唐先生亲属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如唐先生的公子唐刚卯老师回忆说:“我的父亲对朱老师是非常看重与信任的。我父亲在他自己感到来日无多时,曾将朱老师与我叫到面前交待后事。我父亲的遗嘱就是当着我与朱老师的面口授的,由此可见一斑。”“我的父亲得到朱老师的照顾也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北京整理吐鲁番文书期间,我父亲的晚饭都是由朱老师亲自烧菜并加以安排的。”但他从不利用唐先生的信任而谋取个人名利。唐先生去世以后,又积极组织编辑整理《唐长孺文集》《唐长孺文存》等著作。据唐刚卯老师说:“在我父亲去世后,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他老师的未尽事宜,特别是著作的出版。我父亲去世未久,朱老师就策划出版我父亲的文集。请启功先生为我父亲的文集题签,就是朱老师联系并亲自陪我到启功先生家的”;对单位——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历史系(历史学院)、武汉大学,非常关心;对学术组织——中国唐史学会等,也是关爱有加。


1983年在京都与唐长孺先生合影

由于朱老师的父母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他从小就是在革命的环境中生长的,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怀。据唐刚卯老师说:“朱老师出生于革命家庭,对湖北红安老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一次会议上,他在发言时对于贪污腐败最为愤恨,对于精准扶贫,他提出了‘欠债’的概念,认为现在我们是在‘还债’,并因回忆起曾亲见某些地方基层官僚欺压老区百姓的行为而老泪纵横”。另据武汉大学历史系67届学生洪宓回忆: 1965年6月,他的同班同学王国华不幸溺水身亡后,正是朱老师将国华同学的遗物送回了家乡——大别山革命老区英山县。“朱老师肩挑国华同学的遗物,含泪走进英山瓦寺前,亲眼见到国华家乡老百姓贫穷的生活处境,国华家一贫如洗的艰难……临别时搜尽随身所带的粮票、现金,以尽一位青年教师之心。”要知道,朱老师“既不是我班的政治辅导员,又没给我班授课”。由他去送国华的遗物,就是因为朱老师的“父辈为革命献身,与国华家乡——大别山革命老区英山县,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2007年,听说国华同学的坟墓因为工程建设可能被毁,同学们互相转告,商议将国华的遗骸迁回他的家乡。”朱老师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解囊相助,“同时不顾自己身体虚弱,亲自与同学们一起护送国华灵骨回他大别山的老家。他不无动情地对我们说,当年是我把国华的遗物送回家的,今天我也要和你们一起把他送回家。”

正是对这许许多多的具体人、单位的关爱,才真正体现了朱老师的爱国情怀。中国早就有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古训。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如果连自己的亲人、尤其是生你、养你的父母都不爱的话,在关键时候能爱国家、能爱民族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爱国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朱老师对家庭、对唐先生、对学生、对单位的关爱,正是其高尚人格,尤其是爱国主义的具体体现。

2010年在新疆博物馆整理文书

朱雷老师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协助唐先生整理吐鲁番文书,可以说是朱老师学术经历中最辉煌的事业,从1974至1986年春,朱老师由武汉大学借调至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文物局“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组长为唐长孺教授)主要成员,并作为唐长孺先生的学术助手,赴新疆、北京等地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具体来说,《吐鲁番出土文书》的10册释文本中,朱老师独编了第6、7、8三册,参编了六册,即第1-5册和第9册。随后出版的图文本(1-4册),系在已出释文本全10册的基础上,加上原本修订及原件照相图版整理编辑而成,朱老师承担了其中主要的修订工作。1974—1986年,朱老师是37岁到4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在这十多年中,朱老师抛家舍子,跟随唐先生赴新疆、北京整理吐鲁番文书,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事业。曾因为整理研究工作的劳累、生活的艰苦,导致八次胃出血。据唐刚卯先生说:朱老师“由于在外工作,不光是不能照顾家庭,自己吃饭也没有规律,早早就得了胃溃疡的毛病,几度大出血,几度生死。”


人生的许多都是有因果关系的。也正是由于朱老师将最美好的年华和精力献给了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使朱老师在吐鲁番文书整理和研究方面站在了国际学术前沿,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凭借多年的学术积累和亲炙唐先生教泽的优势,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领域脱颖而出,撰著了一系列高水平、有影响并为学界瞩目的学术论文,如《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考释》《论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唐代“手实”制度杂识》《唐代“点籍样"制度初探》《唐“籍坊”考》《唐代“乡帐”与“计帐”制度初探》《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沽〉考》《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等论文,就是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有机结合的典范。这些论文都是以小见大,既具有深厚的文献功底,又有极强的思辨能力,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的独到见解,推动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为同行所折服和认同。

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有学者言及唐门弟子对唐先生治学的承传问题,称唐先生治学所主要涉及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三大领域中,“继承魏晋南北朝的是高敏,继承唐史的是张泽咸,继承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是朱雷”。王素先生在《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的书评中有言:“朱教授的很多论文,尽管经过了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学术价值还是难以超越……学界师友常言:唐长孺先生门下,论文风格与唐先生最为接近者,莫过于朱雷教授。读罢本书,深信此言非虚。”唐刚卯老师也说:“我父亲对朱老师一直是很欣赏的,他也是承续了我父亲的学风,这从他的论文中可以看出。”

2010年,朱老师又应新疆博物馆的邀请,赴新疆帮助整理新发现的出土文书,主要是本世纪新挖4个墓葬的出土文书,还有上世纪七十年代未带到北京整理的断纸残片。朱老师在新疆4个月,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最近我在编辑《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中朱雷老师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和《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朱雷先生八秩荣诞祝寿集》时,再次学习朱老师的论文,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朱老师虽然论著不多,但确实是有真学问的史学大家,他的论著是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也是能够流传下去的。

从1955年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开始,朱老师已在武大学习、工作了50多年,可以说将一生都献给了武汉大学,并对武汉大学及其历史系(院)有着深厚的感情,尤其对武汉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中国古代史国家重点学科的再次认定、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获得和博士后流动站的设立等,朱老师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朱老师将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国家和学术,国家和社会也给予了朱老师许多的荣誉。1986年,朱老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在前三批国务院评定的博士生导师中,历史学科的导师年龄都比较大,50岁以下者只有两位,即朱老师和厦门大学的杨国桢先生;1988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同时还担任(或曾担任)国家教委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副主编、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湖北省文史馆副馆长、湖北省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美]罗杰伟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等。


朱雷先生与刘进宝在敦煌

朱老师以上成就的取得,除了他的刻苦钻研,对学术的执着之外,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具有江南人的细腻和聪慧。自明清以来,江浙地区就是出状元最多的省份,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和解放后的两院院士也是江浙地区占绝对多数。唐先生是江苏吴江人,朱老师是浙江海盐人,他们都具有江南人的细腻和聪慧;第二,朱老师长期从事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多次赴新疆、敦煌等地整理文书、学术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在新疆、甘肃生活工作的时间很长。大西北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大漠戈壁、黄土高原的熏陶,造就了朱老师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和粗犷、豪放的性格;第三,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在他的人生中遇到了一位人品、学问堪称一流的好老师——唐长孺先生,并有幸长期在唐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得到了唐先生学问和人品的真传;第四,从早期从事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到后来又长期担任国家级学术组织的许多工作,朱老师都与国内一流学者有着密切的接触、联系与交流,使他具有了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独到的学术眼光。可以说,正是这许许多多机遇的有机组合,才成就了今天的朱雷老师。

(刘进宝,浙江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尚永琪

网络编辑: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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