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孝道”渊源浅析！

“孝道”是中华民族文明道德伦理体系的重要建设内容，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文明建设的伟大杰出贡献之一。《尚书•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浚哲文明”。疏曰：“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可见文明的概念就是人类在生命过程中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这些“文明准则”，为我们认识社会，适应自然，明体辨位，制中修外，顺时应变，把握正确的人生座标，选择正确的人生途径，担当社会责任，完成人生使命，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

那么何谓“孝”？《说文解字》曰：“善事父母为孝”。即：子女善待和赡养父母为孝。《传》曰：“继承祖先志为孝”。意即是以顺从、继承、实现父母亲的遗志为孝。《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也就是说以“爱护身体、勤学上进、成就事业、光宗耀祖、报效国家”为“孝”的内容。反映出古代先人对于“孝道”不同层次的理解和要求。

这些有关“孝道”文明建设的智慧和思考，是中华民族祖先通过对天地、自然、人类世界及动物的长期观察、思考、认识、感悟、总结所得来。中国古代民间盛传“乌鸦反哺”的故事：乌鸦孵化出幼鸟以后，每天要出外寻找回虫类，喂养幼鸦使其成长。小乌鸦长大后，也要每天寻回虫类喂养已年老体衰的乌鸦妈妈，以回报其生养哺育之恩。古代民众以此事例教育儿孙，使他们从小就懂得孝敬父母，同时又把忤逆父母，虐待老人，忘恩负义，背弃祖先的人斥之为“不肖子孙”（禽兽不如）。这就使人类从根本上超越脱离了地球“禽兽动物世界”的兽性思维。

回顾历史，早在2500多年前的奴隶制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就已经从事着思源报本的社会生产活动。《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较为真实全面地记录了古代先民的社会生活、生产活动。《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2500年前，尤其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从周公到孔子）漫长历史长河中先民对天地、大自然、对祖宗的敬畏和崇拜。从其内容看，《诗经》中的三颂，“周颂”“鲁颂”“商颂”为祭祀诗，其中《周颂》就是西周早期的作品，古代先民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祖宗先王的赞颂尤其热烈。《诗经•周颂•雍》这首诗，是周武王祭祀文王的诗，诗的开头描绘了祭祀的场景和参祭人物，“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意即前来参祭之人都很和睦，进入宗庙很严肃，助祭之人是诸侯，周王的容貌举止很静穆。并以“於荐广牡”四个字写出所进献的祭品公兽的躯体很硕大，以此表达了对天地祖宗的热爱、崇敬。烘托了气氛的庄重肃穆。接下来就是对上天的祈祷和对文王的祭奠，祭词语气蓬勃、气势浩大，不仅表达了对上天恩德的感怀和对文王功绩的称颂，也充满了对于世代福禄寿泽的寄望和期待。诗中也写到“假哉皇考，绥予孝子”，“ 燕及皇天，克昌厥后”，“既右烈考，既右文母”，从皇天、皇考、烈考、文母、孝子等用语中我们看到整首诗强调了孝子、孝道，表达了“百善孝为先”的道理，正是这样的社会生活形成了“孝道”的土壤奠定了孝道的根基。

《诗经•小雅•蓼莪》记录了一个孝子（他也许是在外征战的士兵，也许是服劳役者），面对接连不断的社会灾难，不能尽孝，面对父母的死亡欲事亲而亲已不在所发出的沉痛无奈的感叹和呼喊。“莪”即是蒿子，一种根蔓抱团的野蒿（俗称抱娘蒿）。诗篇以野地里生长的又长又大的抱娘蒿起兴，用两句感叹：“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描述了父母生养儿女的极度辛劳和痛苦，并以“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的设问诗句写出了父母对子女的呵护，子女对父母的依赖的亲情。接着又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其中生我、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腹我一连九个动宾词组，反映了儿女从小到大受到父母养育之恩的全部过程，真实、生动、感人至深，但“欲报之德”却又“昊天罔极！”欲报父母养育之恩，父母却已亡故，不由得抱怨老人无原则，不公平，由此而心境悲凉，发出了久久回荡在天际的概叹。这首诗不仅是某个个人孝亲亲不在的悲痛感情的表述，也是广大民众发自人性和心灵的声音。正是基于这种人类文明儿女的神圣感情，使中华世世代代的儿女才沿传保持了纪念父母祖先的文明习俗，使“孝道”这种天经地义的伦理道德发扬光大。 由此可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孝道的民族。据史料载，尧帝就曾命令舜推行“子孝”在内的“五典之教”，而周公更是开创了帝王家训的先河，他在训诫康叔时，将“不孝不友”视为“无恶大憝”，规定绳之以法，“刑之无赦”。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儒家文化的伟大圣人孔子及其弟子曾参、孟子等提出了制定“五经”，即《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左传）》，教育制度，建设“五常”(仁、义、礼、智、，以匡正和改变当时社会道德败坏、背亲弃祖、骨肉相残、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孔子和曾子首先对基本人性道德基础的“孝道”进行了具有深刻、本质意义的阐述。《论语》中，他回答曾子与樊迟的提问时说：孝道即是“无违”，并解释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意即“孝道”的大前提，就是不要违背父母的意愿，然后以恭恭敬敬的态度对待老人；老人去世后好好地安葬他们，恭恭敬敬地祭祀他们。以此对“孝道”的内容作了具体的回答。孔子还提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高见，意即父母在世时，子女不要外出游走，如果外出，必定要有确定的方位，以免父母牵挂，好让父母放心。这段话，道出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至爱亲情。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总之，中华“孝道”渊源于中华民族祖先对天地自然和人类生命根源的敬畏和尊重。不仅如此，我们的祖先对于如何尽“孝”，也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行为模式，据《孝经•庶人章》：“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即是说：按照天气节令的变化进行耕作，根据土地的条件播种庄稼、收获粮食，小心谨慎地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勤俭节约，不奢侈浪费，以赡养父母，这就是庶人应尽的孝道。旨在告诉民众：自己的身体是

父母生命的继续和延伸，“恪尽”孝道，报效父母，即是“思源报本”，也是“自尊自爱”，以便很好地完成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人生责任。可见“孝道”的内容包涵着丰富深刻的人性文化精神。

自周朝以后，历朝历代“天子”（皇帝）都大力推行“孝道”，秦汉之间《孝经》问世后，汉代统治者不仅将此书规定为民众的必读书目，皇帝还亲自讲授《孝经》，朝廷甚至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据《孝经• 圣治章》：“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固者，本也。”既然，“天子”和“庶民”都是“天、地”（中华民族祖先——伏羲、女娲的同胞儿女），怎么能不使得广大百姓民众的认同呢？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德莫厚也。”至此，在“孝”的基础上，催生了“忠”的观念，于是，“孝以报亲，忠以报国”便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的重要而强大的基石。

如果说民族的“大孝”，在时间纬度的纵向作用，是书写着一部国家统一，传统连续的文明史的话，那么，它在空间纬度的横向作用，就是构建一个把祖国视为母亲、把国家建设视为家业，团结奋进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