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阅读】千年顽疾为何无良方（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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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历史上这些反腐措施不能取得治本之效呢？

原因很简单，这些措施都没有触及到根本。

传统社会的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制度性。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在古代，有了权力，你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你就失去一切。这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的制度。

记得我中学时读世界历史，课本上有一段是讲西方资本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说因为欧洲的国王们很穷，打仗办事得向商人们借钱，钱借多了还不起，结果国王们就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控制，不得不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读了这些之后我大惑不解：君主怎么会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吗？西方的君主怎么那样笨？

其实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人的思维方式。虽然私有制在起源很早，然而社会并没有真正确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古代权力的起源主要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因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意义上对古代而言并不完全适用。传统是一个“权力决定一切”的“超经济强制”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皇帝们可以凭借一己之喜怒，把国家像揉面团一样揉来揉去：秦始皇可以调集全国之力修陵墓、修长城，朱元璋在全国之内组织了数千万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如此巨大的行政动员能力，让西方人惊叹不已。

而且皇帝对商人特别敌视。战国时期，的统治者们就十分敏锐地认识到，。因此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比如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到哪都得步行。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就是让你看起来和正常人不一样。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娟、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娟、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敌国，也没权力穿绸子。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历代统治者都坚持“利出一孔”原则，什么叫利出一孔，天下所有的好处，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从一个孔出来，那就是都要由权力这个孔出来，由皇帝来赐予。所以在传统时代，财富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因为它随时可以被权力剥夺。一定要攀附权力，才能安全。权力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暴富，也可以让他一夜赤贫。汉文帝能宠爱为他吮疮吸脓的黄头郎邓通，汉文帝病了，长了个疮，怎么也治不好。邓通就给汉文帝吸脓。汉文帝很感动，特许他可以冶铜铸钱，邓通遂一跃而富甲天下；过几年，汉文帝死了，汉景帝上台，厌恶这个靠拍马屁上来的人，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寄食人家，穷困而死”。朱元璋时代有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流放云南。沈万三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的表现了朱元璋时代富人财富的朝不保夕。在古代，，，。”确实，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那么传统社会则是权力万能。

因为权力支配一切，所以通过权力，很容易获得巨额财富。所以在传统社会，人们商品经济意识不发达，对纯粹的商业经济、经营投资兴趣不大，、、权力经营十分投入。战国时期的大商人吕不韦是式权力投资学的开创者。他说，耕田之利不过十倍，珠宝之利不过百倍，。后来他果然也通过拥立子楚为秦国国君而拜相封侯，一下子家僮万人，食洛阳十万户。在古代，要想致富并保持财富，只有通过做官：“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

这是古代制度性的第一个基础，权力支配一切。

古代传统社会历来讲究人治，因此权力运用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凭武力夺取天下的皇帝，可以对天下一切人随意“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而各地官员则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盘上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他们对上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对下则永远英明，永远正确，永远受到逢迎，下属们除仰自己之鼻息外，别无他法。因此他们也很容易作威作福，专擅恣肆。康熙年间的工部右侍郎田六善曾这样说：“今日官至督抚，居莫敢谁何之势，自非大贤，鲜不纵恣。”

虽然历代王朝为了约束权力也进行了一些制度设计，但是因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有治人无治法”，所以实际上这些制度发挥的作用很小。

虽然古代王朝通常都很重视监督机制建设，御史台、都察院在历代都是朝廷重要的衙门，但几乎每一个王朝，监察系统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甚至根本就是空转。比如清代几乎所有的大案，都并非监察制度监察到的，。最典型的是清代最大一起案王亶望案，涉及甘肃省官员二百余人，其中布政使以下县令以上官员113人，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集团，捐粮案前有预谋有计划、案中有分工有组织有步骤，案后有攻守同盟。这样一个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肃是公开的秘密，在全国，也为许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内居然无一人举报告发，最终还是者自我暴露。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监察机构只是皇权的附属，并不能监督皇权。皇权不能分割，传统监察制度本是为了强化皇权而设的。在传统社会，皇帝的权力从本质上讲是不受制约的。意志强悍的皇帝很容易就可以绕开制度、更改法律，以一人之意志而为高下，甚至法外施情，以情代法。比如明代成化、嘉靖皇帝喜欢方术，很多术士只凭一纸符箓，便可官运亨通。到了一个王朝的中后期，皇帝往往带头，监察系统就完全失去作用。对于谏官来说，谏诤不合圣意，轻则遭贬，重则丧命。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永乐年间刑科给事中陈愕“尝言事忤旨，命坎瘗奉天门，露其首”，下场非常悲惨。

西方现代反腐机构虽然大多直属政府首脑，不能直接监督政府首脑，但是政府首脑往往会受到司法系统、。因此监察机制从理论上来说是无死角的。、权力制衡的观念都是近代以来的产物。古代皇权是不可分割的，也不能让渡，所以传统社会不可能对皇权进行有效监督和制衡。

另外，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是封闭的，它排除外来力量的参与，特别是拒绝引入民间的监督力量，因此是一种体制内的自体监督，效力自然非常有限。所有官员都处于统一权力体系之内，受到“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个同样的游戏规则左右，监察官员打“大老虎”，随时可能为其反噬。所以传统时代，大多数时候，检察官员只能“打打苍蝇”。万历年间，左副都御使丘舜曾经说：“（官场）贪墨成风，生民涂炭，而所弹劾者大都单寒软弱之流”。

此外，监察官员和其他官员一样，也受到利益最大化原则支配。当他们发现巴结权贵有利于自己时，就会轻易将手中的监察权力作为向权贵们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在历史上很多时期，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很容易蛇鼠一窝，在窃取“天家”利益的时候，结成同盟。历代王朝后期，随着官僚体制的，监察系统也会高度。

明代言官的权力非常大，特别是“风闻言事”的特权让他们拥有非同寻常的杀伤力。这并没有导致明朝官场风纪特别严明，反而导致了明代后期言官系统的特别严重。因为手中握有的监督和考察官员的权力，所以他们公然索贿，。明代后期人称科道监察官员为“抹布”，“言其只要他人净，不顾己污也。”监察系统的结果是这个系统完全失去作用。比如崇祯年间，都察院考核地方官吏，已经完全流于形式，徇私情，通关节，结果全是“称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古代很早就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

古代历史上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历代官吏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明代刘体健称“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到了明代，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

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秦汉以后，不断发展强化，权力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细化，官员的权力被不断分割，以期官员相互制衡，弱化他们对皇权的挑战。由此造成一官多职，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张。

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传统赋税又主要只有农业税一途，官吏数量过于庞大，使得俸禄成为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比如西汉末年，国家赋税收入“一岁为四十余万石，吏俸用其半”，官员俸禄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所以支付官俸成为财政上一大难题，为了节省开支就，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特别是在皇权专制达于极致的明清两朝，官员薪俸之低也达到惊人的程度。

低薪制的另一个原因是皇权专制的自私短视本性。皇权专制本身是一项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的设计原理是千方百计保证君主的利益，损害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官僚阶层的利益。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好比一个公司的老总，官员好比员工。压低员工工资，保证自己的利润，对老板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偏好。从皇帝的视角看来，采取“薄俸制”和“低饷制”，用“教育”来要求百官清廉，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

传统社会的低薪制，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离满足基本生活相差多少？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这本书中专门通过曾国藩等人的例子进行了分析，比如曾国藩在做翰林院检讨时，年收入为一百二十九两左右，年支出为六百零八两左右。赤子四百八十两左右，需要自己想办法弥补。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不仅大部分王朝都采取薄俸制，有的王朝甚至还采取无俸制，不给官员开工资。比如北魏王朝和元王朝早期。

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战争抢掠为生，所以立国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俸禄。当时北魏文武百官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朝廷赏赐的战利品。但是获得赏赐最多的当然是随军出征的将士及文武官员，留守的官员所获甚少，甚至根本捞不到赏赐。比如北魏名臣高允在任中枢机要官员中书侍郎时，“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家贫布衣，妻子不立”，其家“唯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咸菜而已”。出任机要，而家贫如此，可见北魏官员待遇水平是何等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留守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主要收入就靠受贿、“刮地皮”。史载当时无禄之官，“率是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致百姓视他们为“饿鹰饿虎”。北魏太武帝时，公孙轨出任虎牢镇将，“其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者百两（辆），载物而南”，百姓登山怒骂相送。

北魏前期的皇帝们在反腐上可谓机关算尽，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没有俸禄制度是一个根本的制度缺陷。直到孝文帝时期，北魏君主才想通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给百官发俸禄，不可能达到地方吏治的清明。因此才开始制定俸禄制度。孝文帝结束了北魏一百多年无俸禄的历史，然后再厉行惩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并且为他的汉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制度条件。

朱元璋反腐未能治本，也有俸禄制方面的原因。在历朝历代皇帝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小气的。朱元璋制定的俸禄水平是历史上最低的，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说。我们以县令收入为例。明代正七品县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那时的官员，并不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别墅、小车、年终奖，也没有地方报销吃喝费。用七石五斗粮食养活一个大家庭甚至家族，这个县令的生活只能是普通市民水平。而且明代对于官员办公费不予考虑，师爷、账房、跟随、门房和稿签等手下均需要县令来养活。作为县令，还要在官场上迎来送往、交际应酬，这就给官员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这种低薪制造成两种结果。一个是奉公守法的官员，生活极为清苦。

比如洪武朝弘文馆学士罗复仁性格质直，经常在朱元璋面前率直发言，因此朱元璋称他为“老实罗”。但对这个人到底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还是有所怀疑，因此有一天便服到罗复仁家去私访，恰逢罗复仁正站在一张折了一条腿的木梯上填补一块剥落的粉壁。朱元璋不觉感慨，说：“老实罗确实老实，是清廉之员，不用再修房子了，朕赏你一套新住宅。”于是赐给他城中府第。

最为极端的例子是洪武朝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的曾秉正，去职时竟“贫不能归“，实在没有办法，“鬻其四岁女”，充作路费。朱元璋一听，不仅没反省自己的低薪政策，反而勃然大怒，“帝闻（曾卖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明史·曾秉正传》）。

翻开明史，这类清官生活困苦甚至饥寒的例子，随处可见。

另一个结果是大部分官员不得不想“歪门邪道”弥补自己的亏空。。

低薪薄俸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也有利于培育出一批清官楷模。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有着巨大的危害：它容易诱发，并导致的普遍化。权力笼罩一切，权力不受约束。与此同时，官员们却又只能拿到极低的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薪水。这就形成了“渴马守水，恶犬护肉”的局面：让一条饥饿的狗去看着一块肥肉，那么无论你怎么打它，骂它，教育它，它也还是要偷吃，因为不偷吃它就活不下去。在低薪制下，选择做清官的毕竟只是少数，多数官员们不得不想办法搞一些灰色收入，这样就无法根治。对最高统治者来说，这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因为最后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开足工资要大得多。

历史是连续的，反腐必须向历史汲取经验和教训。今天的社会，在器物层面上已经与传统社会大相径庭，但是社会运转的基盘，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特别是现象及其背后的规律，与历史上很多时期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之处。看清历史，有助于我们找到治理这个千年顽疾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