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3000年,杨改兰惨案或许不会发生

网络国学苑2018-06-12 16:42:19



文 | 姚中秋

甘肃农妇杨改兰杀死四儿女而后喝药自杀,其夫亦喝药自杀,人间惨剧,触人心弦。

不幸的是,在此自媒体兴起、传统媒体解体之时,如此引人注目之事,迄今也难见严肃、深入的调查性报道,只有碎片化的观感。政府不那么中立的信息,以及自媒体上慷慨抒情的言辞和点评之洪流。

悲愤、怨恨、无奈的情绪在虚拟空间中发酵、传播,但事实是什么,人们无从了解。如何解决问题,人们也顾不上思考,很快,又会有其他冲击性新闻扑面而来,人们再次激动一番,而已。

以《盛世的蝼蚁》为代表的自媒体抒情辞,多把杨妇杀人、自杀归咎于贫困。然而,即便杨妇处在极端贫困状态,其残忍屠杀子女之恶,也不可原谅。更何况,以目前有限信息看,杨家不算赤贫,有摩托车、三轮车、电视、手机之类的现代生活用品。

或许可以确定,杨妇有某种精神异常,未必是精神病学意义上的异常,而是文化、社会意义上的精神异常。有人说,让杨妇走上绝路的乃是精神上的绝望,此之谓也。

而此种精神异常之根源,虽然可能与贫困相关,但不必是贫困,而另有原因,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有篇文章的标题已经说出:《甘肃惨案的背后,是农村治理的溃散》。

贫困永伴人类,不同时代、地域社会之好坏,恰表现在有没有“社会”,以其较为亲密的共同体生活纾解贫困,尤其是其所可能带来的抑郁、不安、绝望。《诗经·小雅·大田》云:

有渰萋萋,兴雨祁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彼有不获穉,此有不敛穧。

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

此诗描写西周封建时代井田制下基层共同体内之生活情态:邻人收割庄稼时,有意遗留谷穗,以供生活贫困的寡妇捡拾维生。这也许不能缓解多少贫困,但至少给寡妇以希望。

这正是后世儒家青睐先王井田制的原因所在。从效率角度看,井田制并不经济,但有孟子所说之重大的社会文化之好处:乡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概言之,井田制有助于维系比较紧密的共同体生活,生活于其中,人际有浓浓的爱、敬之情。


废井田开阡陌

不过到孔子时代,井田制还是崩溃,至战国时代,完整的农户土地私有制趋于稳定。法家以为,农户以及整个国民的这种离散化状态,最有利于国家权力之集中控制。

儒家则以为,这种状态是非人的,人缺乏共同体生活,难免焦虑、不安;一旦遭遇不确定因素冲击,必定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因而绝望、厌世。儒家主张建设共同体,以安顿人的生命。

可以这样说,儒家过去两千多年在中国社会发挥之基础性作用,正是建设共同体。历史上,或者由于外族冲击,或者由于政治动荡,或者由于自然灾害,社会一次又一次解体,而儒家一次又一次重建之。其关键正在于,在特定的经济社会脉络中,重建公共生活形态,由此可做到“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杨家惨剧之根源恐怕在于当地社会之全面解体,乡民共同体荡然无存。原因很多:

历史上,当地的宗族共同体发育本不完整,故无力抵御二十世纪猛烈的政治冲击;八十年代工业化启动后,由于经济落后,最为优秀的人口持续流出;乡民内部组织化程度较低,二十世纪中期建立的替代性乡村组织形态——村集体,也严重扭曲,公共权力私人化。在此,形成贫困与社会瓦解之恶性循环,农民没有希望,生命日益黯淡。

更进一步说,共同体解体而令生命丧失意义的现象,不只存在于乡村,同样存在于城市。某些人群因此处在彻底孤寂、完全被人遗忘的状态。媒体曾报道,南京一对退休副教授在家,双双死亡数天,才为人发现。

恐怕有不少城市人口,未来难免这一悲惨结局,那么,生命意义何在?


故杨家惨剧实有普遍意义,清晰揭开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之最严重者,那就是,没有社会,共同体匮乏,人处在离散状态而不得其所。仅瞄准贫困,远不足以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大方向是:在剧烈变动了的社会废墟上,重建国民共同体生活之可行形态。

从杨家所在村庄的扶贫工作,已可见在共同体匮乏状态的扶贫,是多么地无力。当政府准备解决贫困问题时,无法依恃在地的社会组织,只能从遥远的外部选派干部下乡,这些干部则依托早已丧失权威的村干部。

外来干部下乡,难以获得关于各户村民生活状况的局部知识;村干部因无乡民共同体之约束,而普遍地以权谋私。结果,政府花费大量资金,但事倍功半。现在又提出运用大数据精准扶贫,则其离具体的人情越来越远,效果实难预期。

面对当下中国的难题,必须摒弃物质主义的思考方式。在杨妇那里,物质上的贫困最为显眼,因此,政府决心加大物质投入,知识分子似乎也高声呼吁政府多花钱。

然而,物质贫困之根源在共同体生活之匮乏,导致乡村和城市民众焦虑、抑郁甚至绝望的,也正是共同体生活之匮乏。

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兴起礼乐,重建城乡共同体生活形态。有些热心人士已在作此努力,如廖晓义女士在曲阜等地以大同理念,建设“乐和家园”;至于遍布城乡的广场舞,恐怕也是身在离散化城市中的民众自我重建共同体之自发努力。


由此种种努力也可看出重建共同体生活之端倪:在中国这样的非神教文明中,共同体生活形态之重建,实为文化重建。基于此,我对社会重建之前景颇为乐观:今天,中国已走上文化重建之路,则今日我们见证之共同体匮乏综合症,也就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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