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级馆巡礼丨长沙简牍博物馆

1996年10月，一批珍贵且数量巨大的简牍在长沙出土，因简牍上有三国时吴国孙权的纪年，我们称它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纪年简牍。

为保护这批珍贵的古代文献资料，国内首座集简牍收藏、保护、整理、研究和陈列展示于一体的现代化专题博物馆应运而生：这就是长沙简牍博物馆。

长沙简牍博物馆座落于长沙市中心，西倚天心阁，南临白沙井，占地30亩，主体建筑面积14100平方米，前坪绿化广场8000余平米。馆舍建筑采用天井型内庭和黑白外墙设计，融合传统园林风格与现代简约设计于一体。

馆内展览面积约50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展厅一层为《文明之路——长沙简牍博物馆基本陈列》，其中《三国吴简》部分系统介绍了三国吴简的形制、内容，通过复原、动漫、宣传片等形式再现了古代简牍制作、书写及简牍发现、发掘场景。

《中国简牍》部分主要通过图文和实物相结合的形式按时代序列介绍了战国至魏晋时期各地区简牍发现与研究的主要成果。

二层为《长沙出土文物精华展》，由《青铜神韵》、《湘楚瑰宝》、《两汉遗珍》、《瓷釉华彩》四个部分组成。展示从春秋晚期到汉唐时代，长沙地区出土的特色青铜器、漆木器、瓷器等精美文物。

长沙简牍博物馆藏品主要为1996年10月长沙走马楼J22号古井出土的10万余枚三国孙吴时期纪年简牍、1997年5月长沙五一广场西北侧科文大厦工地出土的数百枚东汉简牍和2003年10月长沙走马楼J8井出土的2千余枚西汉初年纪年简牍，另外还有1993年发掘的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简牍、青铜、漆木、书画、玉石、金银等文物约3500件。

州中仓出运米文书木牍

1996年长沙五一广场走马楼J22井窖出土。分三栏书写。是一件州中仓吏领受各类租、税、限米等统计数据的上报文书。

包括其中三天的数据，即正月二十一日到正月二十三日。这三天中，领受的杂米有：税米、余力租米、吏帅客限米、司马黄松限米、佃帅限米、佃吏限米、私学限米、新吏限米、八亿钱米等等。

负责领受的仓吏包括郭勋、马钦、张曼、周栋等四人，而上报者为已经离开仓吏岗位仓吏潘虑。

这说明三国时期，孙吴的赋税入账的分工已经明确，账目管理制度较为成熟。

《黄朝再拜》名刺简

1996年长沙走马楼22号古井出土。木质，属孙吴时期名刺类文书。

“名刺”是一种类似于现代名片的文书简，兴于汉末，流行于六朝，以魏晋最盛行；最初用于官场，官员详细写上自己姓名、爵位、籍贯等内容，在重大场合互相投递，以便结交、问候之用，后来民间士人之间亦逐渐流行。

该简内容为：“弟子黄朝再拜 问起居  长沙益阳  字元宝”。其意即：学生（谦称）黄朝恭敬地拜见您，向您问安，我是长沙益阳人，字号元宝。

该简行文属隶书体，然字里行间又有艺术加工成分，与正规隶书稍有区别。

纵观全简，行文结构翻飞对称，结字平正规矩、波挑分明，融实用价值与艺术欣赏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三国时期孙吴“士”层社会人们的书法与审美水平。

[三国孙吴]安成录簿笥封检

1996年长沙五一广场走马楼J22井窖出土。是一件官府用来封缄、标记物品的封检。

木牍上端中部书写“长沙安成录簿笥”等文字。其中“安成”指地名，三国时属于孙吴长沙郡。

“笥”指盛物用的器具。应该是将簿籍等档案资料放置、封存在笥中，用这枚封检标记，其所起的作用既相当于标签，又可相当于封条。

封检的下端中部有封泥槽，共两条棱，隔成三道凹槽。使用时，先将绳子通过三道凹槽，然后打结，再在凹槽中填上封泥，最后在封泥上摁上印信，这样就完成了封缄工作。

[西汉] “陛下赠物”木楬

1993年在长沙望城坡古坟垸一号汉墓中发掘出土。选取长方形杉木薄板制作而成。挂于竹笥之外，说明内盛之物。

此件墨写隶书四行，共计十八个字。“陛下所以赠物：青璧三、绀缯十一匹、薰缯九匹。”就是作为当时西汉皇帝赐予墓主长沙国王后的随葬品衣衾的清单。

楬（jié），采用小木片做成的信笺，在上面书写物品及数量。其比较常见的形状为：楬首部分半弧形，中间钻有单孔或双孔，用以穿系绳带。

[西汉]龙纹漆木瑟

1993年在长沙望城坡古坟垸一号汉墓中发掘出土。此件器物为长方形，木胎质地，瑟面两端髹黑漆。

首岳外侧可见一排二十五弦孔，尾岳分外、中、内三段，中岳七弦孔，外内岳各九弦孔。瑟尾处置立四枘。

瑟面四周镶嵌着硬木镂空的各种动物图案，另外在其两侧也镶嵌有三角和曲折纹饰，瑟的中间用碎细绿松石镶嵌一盘绕的飞龙。

做工精致，纹饰优美，这种装饰手法在汉代乐器中为仅见，实乃一件难得的艺术佳作。

[西汉]五弦漆木筑

1993年在长沙望城坡古坟垸一号汉墓中发掘出土。整木剜制，大头细颈，其形制如棒槌状。

大头部分为共鸣箱，长条形，中空。箱底部镶嵌一薄板，箱面皆平整，箱体两侧呈弧形微鼓，宽于面板。

首岳上有五道弦槽，外侧一方孔，插立一蘑菇状弦枘。细颈部为持握的筑柄，呈上棱下圆状，尾端呈桃形，尾岳嵌其上。除音箱部分外，通体髹黑漆。

筑为相和打击乐器，在秦汉时期广为流行，到宋代就已失传。此件漆筑的出土，为我国筑类实用器的首次发现。

在长沙简牍博物馆所藏文物中，总数约10万余枚（目前已辨识出有字简牍76551枚）的走马楼三国孙吴纪年简牍构成了馆藏的主体。它的发现曾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不仅数量惊人，更有无可取代的历史价值。

简牍是中国古代纸张发明之前用以书写文字的载体，除了甲骨和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简牍是记载古代历史信息最直接的资料。

自上世纪以来，简牍在全国各地相继出土，如西北的甘肃、内蒙、新疆；中部的湖北、安徽、江西；华北的山东、河北等省；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也曾出土少量简牍和帛书；这些简牍的时代上起战国，下到秦汉，记载了许多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历史信息，对简牍的研究已形成一门国际性的学科“简牍学”。

截止到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出土简帛达9万余件。而长沙走马楼发现的三国孙吴纪年简牍总数量超出了当时已发现简牍的总和。

而历史上的三国时代的文献史料传世极少，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简牍的内容则包括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来往公文、书信等等，涉及社会、、经济、军事、法律各方面，它们都属于吴长沙郡府、临湘县及临湘侯国的行政文书。

由于出土地点集中，又为同一政区内同一时间段内多种性质的文书，可以据此对一个政区内社会基本情况进行还原，对于了解公元三世纪的长沙郡、吴国的历史乃至我国中古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可以说，当风流人物、一时豪杰都被雨打风吹去后，走马楼三国吴简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真切、更加立体、更接地气的三国时期底层人民的生活图景。

【三国时期的反腐档案——“录事掾潘琬文书”木牍】

除了数量巨大、内容详实的赋税及户籍纪录，走马楼吴简里还有一些让人颇感兴趣的记录经济案件的简牍，例如“录事掾潘琬文书”木牍。这是临湘（今长沙）一位叫做潘琬的官吏对仓吏许迪犯罪行为核实的上报文书。

许迪是政府的一名小官吏，他盗用了官府的112斛6斗8升盐米，被当时值班的官吏廖某发觉并举报。在给都尉的供辞中，许迪否认自己曾盗用盐米。

嘉禾四年（235）十一月七日，长沙郡督邮二次下书，彻查许迪贪污案，负责对许迪案件进行拷问核实的人正是文书中的呈报者潘琬。

结合“走马楼吴简”其它相关简牍，我们渐渐还原出许迪这个小人物的一生：许迪出生于下隽（治今湖北通城），世代耕种为业。父亲早逝，母亲抚养许迪兄弟四人。

作为政府的小吏，许迪最初勤勤恳恳，所任官职渐渐重要，最后成为孙吴军事重镇陆口的仓吏，不料监守自盗，东窗事发。因为贪赃罪成立，许迪最终被判死刑。

他的老母亲当时已八十五岁高龄，二弟、三弟也已成家，各立门户，没有受到牵连。

而他的妻子和幺弟，则作为生口被没入为官府，可以想见的结局，不是到官府的作部进行强制劳动，为官府制造兵器；就是做其它杂工、服杂役；或者作为赏赐，赠给有军功的人，成为他们的奴婢，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那么许迪贪污的112斛6斗8升盐米到底价值多少呢？相关简文的记载，当时一斛米的市价是1500钱，许迪贪污的米共值16万9千20钱。根据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三国时期，112斛6斗8升米≈1724公斤。若以1公斤米价值6元人民币计算，则相当于今天的10344元。

汉魏以来，对贪赃的人惩罚十分严厉。《后汉书·郑均传》中曾提到“为吏坐臧，终身捐弃”，就是说作为官吏，如果贪污，终身不再启用。

东汉清河国侯相叔孙光，犯了贪赃罪，被禁锢二世，即自己的子侄辈，均不能启用为官。许迪是孙吴军事重镇陆口的仓吏，很可能盗用的是军饷。

在战争年代，盗用军用物资是十分严重的罪行，他被处以极刑，也在情理之中了。

【简牍小故事——“合同”一词的由来】

嘉禾吏民田家莂就是走马楼吴简中非常独特的一种，共出土二千一百四十一枚，用杉木制作，保存情况良好，现藏于长沙简牍博物馆。

它长49.8—56厘米，宽2.6—5.5厘米，厚0.5—1.6厘米，而一般简牍的长度多在23厘米至28厘米之间，因此也被通俗地称为大木简。

“莂”，是可剖分的契约文书，一式两份或多份，用于记录农户租佃田地、收取租税等情况。

嘉禾吏民田家莂可以称为我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经济券书，它详细记载了孙吴时期长沙郡临湘县佃户租佃土地的数量及向官府交纳钱粮、布匹等赋税的数额。

嘉禾吏民田家莂如同现代常用的两联单，将佃农租地情况、纳税数量等数据一式两份书写，在顶端大书一个“同”字或作为“同”字简写的几条直线。而后从中间一剖为二，一份留在官府备案，一份由租佃田地的农户保存，官府要核对时，将两份木简合在一起，核对顶端的“同”字能否合准，这也是今天我们“合同”一词的来历。

政府归档时，将这些田家莂编连成册，莂上多有用以系绳的契口，正背面亦见编痕，这也证明了简册正是后世书籍竖排制度的雏形。

资料由长沙简牍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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