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赫赫“武”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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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06-06 07: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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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历史上,一共有三位谥号带“文”字的皇帝,而有四位谥号带“武”字的皇帝。如若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些皇帝所处的时代,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三位“文”皇帝正好处于北魏皇朝的繁荣昌盛期,他们分别是第五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濬,第六位皇帝献文帝拓跋弘,和第七位皇帝孝文帝元宏;而四位“武”皇帝呢,则处于皇朝的两头:发展壮大期和衰败灭亡期,前期有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焘,后期有宣武帝元恪、孝武帝元修。从这样的排列中,我们也颇有规律可寻:一个国家在稳定兴旺的时期,文治的重要性远大于武功;在刚刚兴起的时候,需要不断发展,扩大地盘,这个时候的武功无疑居于最主要的地位;而在国力衰败,接近灭亡时,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大大削弱,从内到外,战事频起,这时候的国家,也需要靠武力去改变尴尬的状态。所谓君主,正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所有这些“武”皇帝中,最引人注目,争议也最大的,无疑是那位“太武皇帝”。“太”字,也通“大”。换而言之,仅从谥号的用字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北魏一朝诸君之中,武功之盛,莫过于这位小名“佛狸”、在位时间长达三十年的拓跋焘。

中国的历代帝王之中,常出现“隔代亲”的现象,明朝的成祖与宣宗,清朝的康熙与乾隆,例子不少。拓跋珪与拓跋焘这一对祖孙“武”皇帝之间,似乎也有这样的亲近的感情。拓跋焘出生时长相就很奇特,令祖父大为赞叹,欣慰之余,说出了“成吾业者,必此子也”的话(当年拓跋珪自己随母依附刘库仁时,刘库仁曾对拓跋珪说出了类似的话:“光扬祖宗者,必此主也。”可见上天对于拓跋氏的首领们颇为眷顾,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吝于施与他们才干)。

祖父对于孙子的喜爱,也影响到了拓跋焘早期所受的培养。拓跋焘成年后,颇识事体,生活十分清俭,并不讲究奢华,这一点在当时的胡人统治者中间是十分难得的。究其原因,一是拓跋鲜卑的内部组织较相对还比较简单,生存空间是大漠出身的君臣们所追求的主要目标,生存质量等等尚在其次;此外,拓跋焘也的确吸取了十六国统治者们失败的教训,逐渐认识到合理的制度才是不重蹈覆辙的重要保障。灭夏后,有不少大臣向拓跋焘提出,加固京城的城防,并且加强城建。拓跋焘不以为然,说:“古人说得好:‘在德不在险。’赫连勃勃造了那么坚固无比的统万城,最后不还是被朕攻灭,国破家亡?如今天下还没有平定,朕更需要人力上战场去打仗,而不是发动老百姓去建造房屋城墙。”而作为国本的军事上的开销,拓跋焘则绝不吝惜。

另一方面,拓跋焘本人也是武艺出众,马上马下皆非等闲之辈。他喜欢亲自带领轻骑兵,冲杀于敌阵,虽贵为皇帝,在战场上却又毫无特殊之处。即便是左右死伤惨重,他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从容指挥余下的军队继续作战。这可比南朝那些目光短浅、身处深宫(刘裕这样的开国君主除外)的皇帝们要强过太多。士兵们由这样的君主率领,无不拼死搏杀,所向披靡,加上北魏骑兵强大的冲击力和机动力,在北方几乎可以驰骋千里,无人能敌。对于手下,拓跋焘赏罚分明,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他的眼中容不得沙子,大臣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过他在执法过程中也存在处罚不当、刑罚过严的问题,最终造成了后来崔浩被杀的悲剧,自己也被自己的残忍送上了不归之路,这些待到后面我们再细说)

凭借个人的魅力与群臣的努力,拓跋焘统领的北魏大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在夏、宋两条战线同时获胜,使拓跋焘有足够理由坚信,统一北方的一天并不遥远了。他班师回朝后,便大封百官,在战场上立下大功的太尉长孙嵩被加封为“柱国大将军”(这是北魏所独创的一个封号,起初基本上等同于“总司令”,是武将中的最高级别。“柱国”这个名字后来沿用至西魏、北周两朝,成为统率府兵的重要军事将领),在战略谋划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崔浩被加封为司徒,另一名将军、长孙嵩的侄子长孙道生被封为司空。然后,他又颁布诏书,认为大敌已除,国家要把重点转移到文化建设上来,授予当时北方名士卢玄、崔绰、高允等人为中书博士。

灭掉夏国之后,北魏的西边已经一直延伸到了凉州的南面,与黄河西面沮渠蒙逊的北凉接壤,小小北凉无力对抗强大的北魏,北魏则暂时没有精力跟这个弱小的邻居翻脸,双方互相遣使,北凉向北魏称藩,北魏封沮渠蒙逊为凉王。

西南的吐谷浑在北方大乱的一百多年中,一直游离其外,大多数时间是在做一个旁观者。事实上这一支力量与拓跋氏也是渊源很深,他们是慕容鲜卑的旁支,吐谷浑的远祖名字就叫吐谷浑,是当年慕容部单于慕容涉归(参见《纵横十六国》)的庶长子。作为庶子,吐谷浑是处处受到歧视打压,终于因为牧场马匹的问题发生冲突,与嫡传单于慕容廆争执不下。吐谷浑一赌气,率部西迁,长途跋涉,翻过阴山,到达今日陇西、青海的高原之上。后来慕容廆有些后悔,派人追赶长兄,终于没有追回,甘肃一带曾一度流传过一首《阿干歌》(鲜卑语“阿干”意为兄长),相传为慕容廆怀念吐谷浑所唱:

阿干西,我心悲,

阿干欲归马不归。

为我谓马何太苦?

我阿干为阿干西。

阿干身苦寒,

辞我土棘住白兰。

我见落日不见阿干,

嗟嗟!人生能有几阿干!

吐谷浑部族逐水草而生,不断扩大活动的范围,经过几代的传承,到了公元五世纪前期开始强大,与东面的西秦发生了冲突。西秦灭亡后,他们又与只剩最后一口气的夏国正面交锋,一举击破铁弗人最后的一支骑兵。吐谷浑首领慕璝将俘虏的赫连定交付北魏的同时,向拓跋焘提出了土地与财物的索求,其中核心的一点,是要求占领西秦国的故地。北魏方面自然不会轻易地答应,只是名义上封慕璝为西秦王,对他的进一步需求置之不理。从此吐谷浑并不十分热衷于与北魏通好,而是周转于魏、宋之间,两边讨要好处,于夹缝中得生存。

同样生存在夹缝中的还有氐族杨氏建立的仇池国。历史上的仇池国一共有两个,前仇池在前秦苻坚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被消灭,后仇池和北魏等国一样,是杨氏在淝水之战后乘天下大乱而复兴起来的。后仇池仅保有武都、阴平的一隅之地,并向南朝的宋国称藩,后来又攻取了汉中郡,成为北魏西南面的一个小国。

再看看北面,柔然老可汗大檀刚死,力量损失太大,几年之内都无力南侵,北魏的长城也已经修好,六镇之兵开始组建,这个边患远没有从前那么严重了;南面的宋国,虽有元嘉治世聊以自慰,但那样的规模尚不足道,第一次北伐彻底失败后,刘义隆忙于处理内部的事务,北部边境全面防守,这个敌人也用不着担心。

于是,拓跋焘的矛头便对准了东面的“海夷”北燕,这片区域是他祖父拓跋珪三十多年前讨伐后燕时,所遗留下的小小“历史问题”。

北燕从创建伊始就是苟延残喘的局促小国,冯跋在位时,着手缓解鲜卑人与汉人的矛盾,并与南朝和柔然等国连横,才没给一下子灭掉。他的弟弟冯弘靠着兵变上了台,一开始的根基就不稳,北魏于延和元年(公元432年)对它发动进攻,辽东一带的六个郡同时投降了北魏。北魏连续几年攻打北燕,冯弘的策略是“乌龟不出头”——固守城池,然而国土被蚕食得厉害,眼看已经守不下去。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冯弘的心思却还在自己的家务事上。他宠爱小老婆慕容氏,把元配正室王氏给废了,连带着把世子冯崇也给废了,改立慕容氏的儿子冯王仁为世子,北燕的内部,被他搞得污七八糟。冯崇听从同母弟弟冯朗、冯邈的建议,一起叛降北魏。

冯弘扛不住北魏的强势,只好主动把小女儿送到拓跋焘的后宫,向北魏请罪称藩。拓跋焘说:“称藩可以,不过你还得把世子给我送来(即相当于人质地位的侍子)。”冯弘哪里舍得,执意不肯。大臣刘训劝他:“我们虽然与北魏通婚,但是不遣侍子的话无法彰显我们的诚意,若是北魏大举进攻,如何能敌?吴、蜀两国有大江山川之阻,照样被司马氏所灭。当年晋国能强得过如今的魏国吗?我们燕国又能强过当年的吴、蜀么?于今之计,只有老老实实地送侍子,然后休整内政,赈济民乏,劝课农桑,国家社稷或许还能保全。”刘训的见解虽迂腐,却也是当时那样情况下无奈的选择。冯弘把自己宠爱的儿子看得比政权社稷更为重要,当场大怒,杀了刘训,绝口不提送侍子之事。

冯弘日夜难寐,要想做个土皇帝看来是不大可能了,宋国那边是称了藩,然而实在是够远的,不如投奔自己的传统属国高丽,以待后变。想到此,他便派尚书阳伊出使高丽,请求救援。

北魏太延二年(公元436年),冯弘的使者忽然入贡北魏,并主动请求遣送侍子。拓跋焘心说,你这不耍我嘛,我屡次提出要你送,你不送,现在无故变卦,其中必然有诈。他一面派人去高丽国,不许高丽王收容冯弘,一面派大将娥清、古弼率一万精锐骑兵,与平州刺史拓跋婴的辽西军会合一处,攻打北燕。

魏军一路凯歌,杀到北燕国都和龙(今辽宁朝阳)城下。阳伊领着高丽的数万救兵,也正好赶到和龙城的东面。冯弘绝望之下看见救兵,喜出望外,便下令全城军民跟随阳伊等人迁往高丽。和龙城中鲜卑贵族众多,自慕容燕建立以来久居此地,并不愿意迁徙。城中发生内讧,尚书令郭生借着民怨,决定率部投敌,打开城门迎接魏军。

郭生是个傻人,既然真心投降,却又不派人去魏军大营联络,莫名其妙大开着城门,怪得跟空城计一般。娥清、古弼等人不信,魏军没人进城。郭生急了,只好转过头来攻打冯弘,冯弘命高丽士兵进城,将郭生乱箭射死。和龙城被高丽兵大肆抢掠,落得一片狼藉,乱成一团。冯弘放一把火,烧了宫殿,举城东迁。北燕灭亡,幽、平两州入于北魏。

拓跋焘本有意征讨“不听话”的高丽,苦于山高路险,地处偏远,一时难以发兵。次年,高丽王受不了骄矜跋扈的冯弘,将他杀死,没有再生事端,北魏继续东征的计划也就暂且作罢。

冯氏北燕,到此结束,而冯氏家族,还将在数十年后的北魏政坛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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