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梁思永考古论文集》
为梁思永先生纪念座谈会而作
2016年9月21日，由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出版社共同主办的“梁思永先生纪念座谈会暨《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首发式”在故宫博物院举行，梁家后人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者共同追忆梁思永先生，学习梁先生的治学与为人精神。
作为第一个接受西方正规考古学训练、中国近代考古学的重要奠基者，梁思永先生为中国考古学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完善考古地层学的概念，从而将考古发掘从地质学的水平方法推进到了更符合考古学自身特征的文化地层学方法；首次从考古地层学上确认后岗三叠层的存在，确立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龙山与殷商文化的前后序列；推动以殷墟、龙山为代表的田野考古方法规范化；主编出版我国首部大型考古报告集，推动考古报告编写体例的规范化……
以上种种努力，都是对考古学田野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然而梁先生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在考古学的研究上，亦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基本的理念。梁先生英年早逝，留下的著作并不多，其成果主要收集在《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中。在这本著作中，他从“纵、横”两个方向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理念与方法。
在纵的方面，他将考古学的研究划分成三个层级：单个遗址的研究、某个文化的研究、大视野下文化格局的研究。
单个遗址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该文实际是将原先的类型学研究方法进行了细致化。他将陶器按两种方法分别进行划分统计：一是将所有的陶片按陶质、陶色与装饰进行全面的整理统计；二是将器型进行分类划分。同时这两部分的研究并不是相互分离的，在前一种细分的类别下，又详细列举每一类的器型。在此分类基础进行详细的定量统计以及深入的分析。最后亦对彩绘陶的纹饰图案与其他装饰纹样进行了分类。
关于此类划分的作用，梁先生认为：
上述数字若仅系得自单独一个遗址，似无多大意义，但如从较多遗址中汇集类似资料，即将有助于解决有关各该遗址的性质，相互关系，或者甚至其相对年代的问题。
基于此，他认为：
在西阴村史前居址的陶器生产鼎盛时期，不仅相对地说生产了最多的典型西阴陶器，并且在器类和器形上也最为富于变化，丰富多采。虽然在鼎盛期后，突然降临的生产衰退，使产量锐减，并合多色彩绘的技术和较为进步和复杂的形制绝迹，但西阴陶器组合的一般特征在该遗址有人居住期间，始终是被保持着的。”同时在与其它遗址陶器进行比较后，认为“甘肃仰韶的家族用陶与河南仰韶的关系没有后者与西阴陶的关系密切”、“满蒙群不仅属于不同的陶器地区，而且其年代也较中国本土各群为晚……北方各群整个地缺乏尖底以及典型的西阴敞口敛唇碗，更进一步强调了南北各群之间的差异”、“在新石器朝代的后半期，远东存在着两大基本陶器型式。
这些认识是非常有见地的，也是对于考古类型学的较早应用。这一方法在随后的《仰韶、龙山与小屯》一文中臻于完善——以类型学的原理对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小屯文化进行了比较。
同时梁先生亦认识到类型学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
但处理这些数字必须特别慎重，否则，草率的阐述将导致严重的错误。以本文为例，由于在此研究中只把确有彩绘的标本划为彩陶，而彩陶器上无彩部分的碎片则作为无彩陶处理，以求降低不可靠的数字到最低限度，1356这个数字远小于探方中彩陶片的实有数。基于观察到的彩陶器上几乎一律是部分的或最多仅一半器表绘有彩绘，我个人估计该探方内彩陶片的实有数当为2712-4068块左右，即超出现有数2或3倍之多。再者我们必须记得大多数无彩陶器者较大，有时大于彩陶二、三倍，因而产生的陶片也会较多。
而这些问题，时至今日，仍困扰着我们。
中间层级的研究，体现了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龙山文化遗址的分布、文化的一般特性、分区、地层与年代以及与殷商文化的关系等。认为龙山文化分布于高岗上，并且很少孤立，最显著的物品是精美的陶器，以黑陶为主，亦有白陶等，流行凸棱装饰与三足，平底器较为普遍。陶器制作上使用陶轮，胎土经过慎细的淘择，知道了氧化与还原的原理。工具主要是蚌器、石器与骨角器。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施行占卜。所发现的70多个遗址可以划分成山东沿海区、豫北区与杭州湾区，每个区均有自身的特色。其时代晚于仰韶文化、早于殷代文化。这些内容，实际是考古学文化的基本内涵。
《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则把研究置于更大的时空视野之下，其时代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至青铜时期，区域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东南亚一带，将各个时期的文化按不同组别进行不同时空下的纵横比较研究，力图建立文化发展的源流及梳理出整个东亚地区文化发展时空框架。
由此，整个纵向上由近及远、由小至大的研究思路清晰可见。
而在横的维次上，则强调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这种开放的治学态度，在其求学生涯中即已体现出来，在美国求学其间，他先后修习过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社会学、化学、物理学等。
在《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中，他提出：
但引起许多根据现有资料不能确切解答的问题的次要差异，毕竟还是存在的，重要的是在将来从事这个领域研究工作时，应把这些问题牢记心头。这些问题的大多数将来都必须由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来为考古学解决。
因此该文中有大量的考古学之外其它学科的专门知识。
这种开阔的视野、开放的态度不仅造就了梁先生卓越的学识，同时亦奠定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基本特质。
荐
号
良渚古城考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