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怎样老死的？

安鲁东

明太祖朱元璋这个人，被公认是一个暴君。其实这只看到了他魔的一面，没有看到他圣的一面，有失偏颇。

诚然，明朝开国之后，朱元璋屡兴大狱，肆意杀戮功臣，血腥肃贪，确是残忍;但他同时也有大仁的一面，这常常被人忽略。而且有意思地是，恰恰是朱元璋所固执的仁政，最后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明朝开国，朱元璋建规立制，极为周详，这其中他遵循的一大原则，却常常被后世的研究者忽略。

这一原则就是：奉行农耕自由放任主义。

四项仁政：另一面的朱元璋

朱元璋认为，政府对民间的事务干涉越少，人民受到的官府骚扰才会越少;政府把自己的规模与开支压缩的越小，人民的负担才会越轻。

为了让民众过上《击壤歌》中所描绘的那种自由幸福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朱元璋制定了四项基本国策。

第一、实行地方自治，限制官员下乡扰民。

明朝的地方行政设置，分为省、府、县三级。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明朝的两京十三省，大致下辖159个府、240个州(有的级别与府相同，有的级别与县相同)、1144个县。

县以下不设公务人员，实行高度自治。乡村的里长、保长，由村民推举+官府认定而产生，他们的身份为民，不食国家俸禄，任期一般为十年。里、甲替官府催征粮役、维护本辖区的治安、道路、邮政等产生的费用，皆为自筹。

第二，建立小政府。

明朝开国初期，全国的正式文职官员，只有数千人，到中后期也不过两万余人，再加上各种吏，全部吃皇粮的政府人员，合计约在十万人左右。而他们管理的人口规模，后期大约在1.5—2亿左右。

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一般只有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四名;外加各种吏与杂役，大概只有二三十人。

，下设对应各省地方当局的十三个司，每个司分四科：民科、度支科、金科与仓科;另外还辖宝钞提举司、印钞局、广盈库、军储仓等。根据明朝中后期的一份资料显示，它的属员只有二百余名，其中官59位，吏155位。

明朝官员图

第三，建立节俭型政府，固定财政收入。

朱元璋为了防止政府的扩张与奢靡，釜底抽薪，制定了一项限制政府财政收入的政策。

公元1387年，天下初定之后，朱元璋命人普查全国官民已占有的实际土地数，并给无地农民授田。到公元1391年时，统计数字报到了朱元璋的案头，全国总人口为5677万，经政府确权的田亩387.5万顷。另外，全国尚有无籍荒地约463万顷。

朱元璋下令制作“鱼鳞图”(田亩测绘图)与黄册(户籍簿)，一一对应田地与民户，作为收取赋税、征发徭役的依据。

并规定政府自此只对这些确权的土地征收赋税;剩余的相对比较贫瘠的荒地，一部分用作军用屯田，一部分听任民众开垦。如果民众开垦荒地的过程中，政府没有直接提供帮助，那么也就不征赋税。

他的这一国策，造成了两个结果。

1、由于人口的变化与政府的赋税征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官府从来不认真组织人口普查。例如，洪武后期，明政府记载的人口数字约为六千万。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之后，到明朝中期的1514年，记载的人口数量仍然只有六千万多一点;到万历六年，也是六千万左右。

明朝灭亡后，清朝的一位官员惊奇地发现，在某些崇祯十五年(1642)的黄册中，户口竟己预造至崇祯二十四年(1651)——明亡后的七年了!

可实际上，明朝后期的人口数量，已接近两个亿。

2、明政府自开国至灭亡，二百多年间，每年的财政收入竟然变化很小。例如：公元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政府全年的赋税收入合计约为：粮食2945万石，绢28.8万余匹，钱钞4.4万余锭。

公元1514年(正德九年)，朝廷的财税收入大致为：粮食约2790.3万石，绢约12.6万匹，布约171.2万匹，金银3.2万两。

第四、将府兵制与屯田制结合起来，实行卫所制度，目标是让朝廷二三百万大军实现粮食自给。用朱元璋的话说：“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

日本官方藏品：十六世纪晚期万历援朝时期的中国头盔

据推测，明朝初年，军屯用田约在二百万顷左右，军队不仅实现了丰衣足食，而且还常有结余。

朱元璋这数项仁政，在明朝开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可以说为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遗留问题：军队腐败堕落，不堪一战

但是，约一百年后，随着社会经济及时势的发展，这些制度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明朝最为严重的问题，出在军队方面。

明朝的正规军主要分为三部分：1、京军，2、边军，3、内地卫所军。

卫所制度的要旨：是寓农于兵，士卒为正式的职业军人，兼职做农夫，在边疆地区，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在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

卫所的士卒出于军户，军户世袭，父死子继，不能改籍。军户从军的壮丁，称为正军;其它子弟称为余丁，也就是预备役的意思。军卒服役的卫所，一般离家乡较远，目的是为了防止军人贪恋家乡。军籍确立后，军户要全家前往指定的卫所报到，或者带着妻儿与至少一名余丁前往。假如正军病残或老死，由余丁替补，余丁还负有照料正军的责任。

到达卫所后，官府分给房屋、生活用品、十五亩至五十亩不等的土地、耕牛与种子。假如指定他屯田，他就需专事耕种，农闲时训练，耕种所得按一定比例上交部队;假如分配他营值守备，他不能全力种田，收入不足部分，由部队拨付。

这一制度随着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而受到了挑战。

第一，整个社会的风气都转向了物质财富的追求，许多人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富裕了起来，而军户由于被束缚在卫所中，难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成了失落的一群。

第二，由于随军家属的繁衍，人均屯田相对减少，军户的收入开始相对下降。

第三，卫所越来越腐败，他们侵占公田，役使军卒干私活，使军卒苦不堪言。

第四，朝廷把大量罪犯编入边军，使军人的声誉日趋低落，社会地位下降。

第五，宣德之后北疆边患加重，卫所军轮番赴戍，时有死伤，风险增大。

在这种情势下，卫所兵逃亡严重，公元1437年秋(正统二年)兵部统计，天下都司卫所逃亡军士达120万人，几乎接近全国额定兵员的一半。到明武宗执政时期，兵部尚书王琼估计，卫所逃亡军卒已达十之八九，而且逃亡者多为精壮，剩余者尽是羸弱，卫所制度基本上名存实亡，不要说保家卫国，就是对付大股的盗贼，都已难以胜任。

京军，相当于禁军，开国初期曾是朝廷征战的主力，兵员号称五十万，名义上为全国军队的精锐。但随着和平时代到来，他们也面临着内地卫所军同样的困境——出于经济与社会地位方面的考量，大多数军人已不能安心于服役。

不过，与内地卫所军不同的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大规模逃亡，就遭遇土木堡之变，几乎全部覆灭。后来，朝廷整顿京军，到明武宗时，只能保留约十万兵员，其中还有两万五千人为老弱病残。

边军，也就是守卫北部边塞，对付蒙古人的军队。他们早期以东胜(今内蒙托克托)，开平(今内蒙多伦北)，大宁(今内蒙宁城)三卫为战略支撑点，控制着阴山至大兴安岭一线。这一线附近属传统的漠南地区，水草丰美，亦适宜大量屯田。

但是，此一线地处草原，游牧人飘忽如风，来往自由;一系列孤立的卫所，极难防守。从永乐时期开始，朝廷已感到维持它们的困难，遂开始逐步向内地收缩，最终将北疆防线固定在今长城一线，逐步建立了九个边镇，即：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三关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

九镇边兵约有三四十万人，分散在一万余里的防线上，经常与南下犯边的鞑靼铁骑缠斗。

到明朝中后期，随着京军的衰败，及内地卫所军的瓦解，朝廷能够依靠的武装力量，就只剩下这点边兵了。换句话说，大明王朝早期有二百余万军队保卫，现在能依靠的，就只有这不足五十万人了。

但是，这九镇边军却有个弱点。那就是由于他们驻防的地区，多在险要的高山深谷及荒漠地带;他们靠有限的屯田根本没法养活自己，需要政府财政予以补贴。

此前，内地卫所没有凋敝的时候，军队系统能够自养，政府预算中的军费开支比例非常低。现在，边军的给养全靠政府补贴，财政的压力自然增大。手头拮据的户部没有其他好办法，只好在盐税上用工夫，以开辟财源。到武宗朝时，朝廷每年用于军费的开支，折合成雪花银，约在一百万两至二百万两左右。

军费供应虽然好像能够维持，正常年份还能略有结余;但这其中有个症结，那就是：这约五十万驻防九边与京城的军队，为国家的必备军，基本上不能抽调。也就是说，假如其他地方发生了变乱，朝廷基本上没有正规军可派。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正德朝江西久乱而不能平，。

结语

事实上，明朝末年整个社会已处于崩溃状态，而朝廷像个病入膏肓的老人，虚弱不堪，已没有能力动员应对的力量。大厦将倾，非人力所能匡扶。

现代许多人喜欢玩穿越，请大家想一想，假若聪明如您者穿越到明末，客串崇祯的角色，您有办法解决他面临的财政与军事困局吗?

明朝之亡，不是暴病或遭遇灾祸横死，而是自我的机体衰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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