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思想史：唐朝为什么衰亡？【中国战略思想史第五十九课】

作者|钮先钟，著名战略思想家、学者

来源|《中国战略思想史》

盛衰关键固在安史之乱，但导致安史之乱又自有其远因，其最主要者即为太宗的征高丽。征高丽之役始自贞观十九年（645 A．D．），到高宗总章元年（668 A．D．）才完全结束，前后长达二十三年之久。虽然终获胜利，但国力消耗极大，实属得不偿失，尤其导致府兵制的破坏，造成人力的缺乏，不仅必须召募胡兵，而更容许胡将得以握掌军权。

高丽距离中国核心地区（关中）较远，不能为中国大患；唐若征讨高丽则确为劳师伐远。不仅路程遥远，而且必须经过辽泽，一到雨季“泥淖二百余里，人马不可通”； [ 注：资治通监卷一九七，唐纪太宗贞观十九年。 ] 兼以“辽左早寒，草枯泉冻，士马难久留”。 [ 注：资治通监卷一九八，唐纪太宗贞观十九年。 ] 在此种情况之下，唐军利在速战速决，但高丽国险民附，善于守城，凡不能守之地皆自动放弃，能守者则坚壁固守。例如唐军围安市时，“城中人坚守不动，三月不能克”， [ 注：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 于是旷日持久，太宗终以“仓储无几，士卒寒冻，乃诏班师”。 [ 注：同前注。 ]

出师辽东既已无功，唯一途径厥为改由海道进攻，但这必须先取百济（高丽与国）以为基地，而又有赖于新罗之合作。此时新罗已降唐，惟太宗不欲渡海，遂暂停行动。高宗即位，决心改变战略，海陆并进，先平百济，然后终于击败高丽。

太宗英明之主，深通战略，应有理性，不至于好大喜功，然则他为何要劳民伤财，为此不急之务。虽然他曾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 [ 注：资治通监卷一九七，唐纪太宗贞观十九年。 ] 但这似乎只是一种宣传号召，而并非战略理由。从战略观点来看，太宗的征高丽似与天可汗制的建立有相当微妙的关系。自建此制之后，中国西北疆即能大致平安，而国威也大张。高丽本不在此体系之内，但恃强经常侵略其邻国新罗（唐之盟邦），后者遂向唐求援。唐若不出兵，膺惩高丽，则势将影响其作为盟主的威望，并间接减弱天可汗制的功效，而使精心设计的集体安全体系受到严重打击。因此，太宗才会决心东征。

但师老无功之后，遂又对唐帝国造成两难问题。若自动放弃，则必然影响威望，引起其他外夷的轻视，于是天可汗制也自难维持。反而言之，若继续增强，最后虽终能获胜，但对国家的实质损失将难以估计。最后，唐太宗及其子高宗还是决心贯彻东征高丽的行动。高丽既服，唐之国威也就达到最高峰，但不幸的后果也接踵而来。

从太宗亲征高丽起，到高宗灭高丽后又在上元一年（675 A．D．）平新罗内乱为止，前后三十年不断用兵于半岛。在新罗乱平后第二年，即高宗仪凤元年，唐自动将安东都护府由平壤撤回辽东，其原因是西北面发生了大变化，。

为维护西北的安全，唐自贞观以来即已部署完整的防御系统：（一）于今甘肃沿河西各郡分置兵府军镇；（二）于今新疆天山北路之迪化，设北庭都护府。并置瀚海、清海等军，于天山南路之库车，设安西都护府，并设焉耆、和阗、龟兹、疏勒四镇；（三）于西旧地之碎叶川建碎叶城扼守国际交通要道。整个系统以北庭、安西二都护府辖区为第一线，而以河西州郡为第二线。其整个战略观念可套用清季左宗棠的说法：“重西域即所以保河西，保河西即所以卫关中。” [ 注：左宗棠之语为“重新疆即所以保蒙古，保蒙古即所以卫京师”。 ] 自太宗到高宗，此种战略对外交战略（即天可汗制）的维持都颇有贡献。

但当唐室把注意力几乎完全投在半岛上之际，西面的吐蕃遂乘机崛起。因此遂不能不自东北撤退。到调露元年（679 A．D．）单于大叛乱发生，东复兴。而西十姓可汗也与吐蕃连兵攻击安西，西域沦陷，于是唐军陷于三面攻击之中，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剑南都同时告急。唐室决定缩短防线，把安西都护府从龟兹撤退到西州。

武后长寿二年（692 A．D．）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于是朝廷由于是否把安西都护府迁回龟兹的问题而引发战略大辩论。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这次辩论的内容是很有评述的价值。

以中书令（宰相）狄仁杰为代表。他认为：“今日之土宇过于周汉前朝远矣，若使越荒外以为限，竭资财以骋欲，非但不爱人，亦所以失天心也”。他强调说明：

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方今关东饥馑，蜀汉逃亡，江淮以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则相率为盗，根本一摇，忧患不浅。所以然者，皆为远戍方外，以竭中国，争蛮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苍生之道也。

他王张采取守势战略：

莫若聚军实，畜威武。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使；坚壁清野，则寇无所得。自然贼深入，必有颠踬之虑，浅入，必无虏获之益。如此数年，可使二虏（吐蕃及东）不击而服。 [ 注：唐会要卷七十三，安西都护府条。 ]

持不同意见者则可以右史崔融为代表。他基于战略考虑强调四镇与河西安全具有不可分的关系。

四镇无守则狂寇益赡，必兵加西域。西域诸蕃气羸，恐不能当长蛇之口。西域动，自然威临南羌（吐蕃）。南羌乐祸，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连，则河西危，河西危则不得不敉矣。方须命将出师，兴役动众。向之所得，今之所劳；向之所劳，今之所逸……今若拔之（撤出四镇），是弃已成之功，忘久长之策。小慈者大慈之贼；前车者后事之师。 [ 注：同前注。 ]

这两派的意见虽各有短长，很难定论，，还是采取了崔融的意见而把安西都护府迁回龟兹，并继续维持西域的，唐初国威鼎盛，而边境却很少，仅只构成一种薄弱的警防系统而已。若必须用武则由内地派遣远征军（所谓行军），胜利后即撤回。不料以后，远征高丽，师老无功，而西北边患又日益严重，结果不仅部队损失重大，而且更把大量兵力长期留驻在边区。于是诚如孙子所云：“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府兵制的设计本是为了应付短期的战争，其优点为能迅速动员大量人力，并把后勤需要减至最低限度。于是唐军遂可凭藉数量优势和旺盛士气、精练战技，再加上高明的战争指导，而迅速赢得歼灭战。此种短期战争不仅消耗不大，还能激励士气，培养国民的尚武爱国精神，而且战争的胜利还会使兵员获得物质利益，所以人民勇于从军。史称：“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悒”。 [ 注：资治通监卷一九七，唐纪太宗贞观十九年。 ]

但长期战争和长期戍边却与府兵制的根本精神违背。战争的消耗日益增大，而战争的利益则日益减少。于是人民开始以兵役为苦，纷纷逃亡。其最后的结果则为府兵制的完全破坏。开元十一年（723 A．D．）改行募兵制，用长期服役的佣兵代替府兵，称之为犷骑。

玄宗时，唐朝国内安富，对外经营益趋积极，设置十节度经略使，其全部兵额多达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这是由于开边太广，边兵遂不得下增之故。此时全国兵额也只有五十七万人，可以明显表示外重内轻，全面国防已经丧失平衡。而这样多的兵员，已经无法完全由汉人来充当，所以召募胡兵遂成进一步的后果。同时，坐养如此大量的军队，在经济上自为沉重的负担，而最后的结果即为全国经济的衰退。所以到此时，大唐帝国已经是外强中乾，只等着安禄山来替它敲响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