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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18-05-12 20: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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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民族渊源的断想

文 邵旭峰

 

追索中华民族的渊源,其实就是,追溯中华民族的先祖为何会在历史的洪流之中,选择农耕作为早期生活模式的一种,先祖选择了农耕的生活模式之后,又为何会逐渐遗弃其他生活模式,而几乎完全依靠农耕而生活,社会结构与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并成熟。中国的社会整体与中华文明就如此地延续下去。


我想,这是早期部落在特定地域做出的选择,这里有可以食用的野生植物,同时这里有适宜这些植物成活的土壤、气候,这个地方就在秦岭北坡下及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




大约几百万至上千万年前,在秦岭—淮河线以北的广大地区,尤其是年400mm降水量线的西北地区,气候变得非常恶劣,这种变化使得地区生物的结构和部分生物的习性将随之发生变化。如果我们的祖先不是迁徙来的雅利安人(目前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可能性不大)也非其他早期人种迁徙来的。那么,早期人的活动区域很可能就在长江以北乃至秦岭—淮河线以北(秦岭—淮河线与1月份0°C等温线、年800mm降水量线基本吻合)。因为在气候温暖、降水丰富的地区,猿类不会自动放弃良好的生活条件而转寻他途——向类人猿转化。尽管在云南元谋县发现了一百多万年前的人化石,比陕西蓝田人与北京周口店人还要早数十万年,但这不足以支持中华民族的摇篮在南方之说。除非,有人找到在几百万年前,南方气候曾一度劣于北方的证据。


可能在地球各板块开始漂移的过程中,从猿到人的转变就已经有了某种契机。魏格纳认为,大陆在两亿年前本是一个整体,此后开始分裂、飘移,大约在六千万年以前,地球基本形成了现在的样子,气候与环境的变化逐渐终于使得部分猿类向类人猿、再向早期人种转变。


秦岭—淮河线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其两边差异是如此之大,在秦岭两侧,冬季来临时,北坡经常白雪皑皑,而南坡则百花盛开。如果在一个冬天,你乘火车从新疆而来,路过宝鸡后,从车窗向南望去,高大、苍茫的秦岭,自西向东绵延着,奇峻、陡峭的山势不因丛生的树木而稍添一点温柔,却以粗狂硬朗的线条生生与蓝天割开,有如鬼斧神工一般。


你可曾想过,在秦岭的那边气候温暖、草木茂盛,你很难接受,因为在你一路而来时,触目是无尽的荒凉萧索。


在秦岭的北坡下,有一条从甘肃天水境内流来的河——渭河,它在黄河的东去折弯处汇入了黄河。在此向东,黄河两岸逐渐拓展成宽阔的冲击平原,在“几”字形大转弯时黄河从黄土高原带来的大量泥沙沉淀在这里,有了河水的滋润与明显增多的降水,这里的土壤肥沃,宜于耕种。



我们可以判断,中华祖先在黄土高原与秦岭—淮河之间的广阔地带,开始了向人类社会前进的漫长征程。黄土高原的作用是向黄河中下游提供了丰厚的泥土,但它本身并不宜于刚脱离森林的类人猿的活动。当时沿着河流活动,特别是在水流量大而缓慢的下游地区活动,可以解决饮食等基本问题。


一句话,中华民族的摇篮在渭河—黄河一线,自此逐渐向南向北拓展,这是数以百万年的事,这中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复杂程度原非我们能猜度,这种拓展可能由于族群的大规模迁徙或族群之间的争斗与驱赶,如果说是主动迁徙,那么应该是向着气候温润的南边,而被迫离开说不定就得北上。然而无论如何,历史的重心却沉淀下来,在渭河—黄河一线左右摇摆,并一度扩大到黄河与淮河乃至长江之间。在此,形成了大量的部落,不断争斗,繁衍生息。

一些开化、强大的部落逐渐吞并了一些落后的小部落(部落的争斗可以一直向前追溯,甚至可以前溯到类人猿的时期,乃至猿类没有分化出类人猿的时期。动物群落之间的斗争、个体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过。),这些为数不多的大部落拥有比较固定的疆域,在黄河流域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黄帝部落(“黄帝”的称谓与因黄土高原的泥沙流失而变黄的黄河有关吗?)。


随着部落的归并、联合、扩大,在更大的范围内,两个最大的部落——黄帝与炎帝部落之间的决战在所难免,最终以黄帝的胜出而告终,又乘胜征服蚩尤部,部落联盟时代的第一个高峰的到来。中华先祖的活动范围获得空前的扩大,黄帝、炎帝、蚩尤可算是早期的部落联盟首领。此后远近部落纷纷归附,以自己是炎黄的一份子而自保并自豪。之后,天下(可知的疆域)似乎一直只有一个人作为最高首领(“共主”时代),但是这个大联盟的首领和其下属部落乃至部落成员之间的关系呈明显的感性趋向,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具体的理性操作明显不足,整个社会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所以这个时候还不能算是国家,而是最早的封建国家的准备时期——共主时代,共主是最大部落的首领,并享有对其他部落的名义上的领导权。


黄河在孕育了这些部落的同时,同时也养育着大量鱼虾龟鳖,还有两岸栖息的走兽,这为他们的渔猎生活提供了保障,其他河流也有这样的便利,如渭河上游的伏羲氏就曾教人结网捕鱼,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狩猎、渔鱼的年代远远早于和长于农耕的时代。当有人在土地肥沃、百草丰茂的地域,发现野生的植物穗实可以食用,并开始“有意”地播种,农耕的时代就已经开启了。


我们从典籍中依稀可以寻到尧舜从事稼穑的痕迹,关于从事农业,我们甚至可以上溯到三皇时期,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蛮荒时期乃至更前,人们就尝试获取一些植物种子以解除渔猎所得食物减少之后的饥饿之虞。


蛮荒时代结束的标志是大量科学求生方法的应用,例如伏羲氏就教人结网捕鱼,神农氏教人稼穑,这些有可能只是传说,我们不去追究。但是先进的生活方法却不胫而走,传遍相当大范围的部族。从此,各部落迈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先进的渔猎工具和稼穑工具的运用使人们倍感安全与轻松,住所愈来愈安定。


然而黄河也把灾害带给了两岸的族群,由于逐年抬高的河床,使得黄河定期泛滥,这与北方的梅雨季节有关。洪水吞没了大量的生命,有些族群被迫背井离乡,有些登高避难,洪水过后,野兽横行,蛟蛇肆虐。然而蒙昧的人们对此只能望洋兴叹,无能为力。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舜的时代,舜由于历史的发展和部落的合并而拥有黄河两岸的大片势力范围,他面对黄河泛滥,决心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治水行动。这一任务由神圣的禹负责,禹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忘我工作的热情,用当时最为科学的治理方案,通过若干部落联合的长期艰苦卓绝努力,终于制服了这条定期泛滥的河流。大禹的壮举使得大禹顺利地接任舜首领之位,同时,接收周边以前未归服的部落,大禹时代应当是部落联盟——共主时代的最高峰。终而使得最早的朝代国家——夏的建立有了真正的基础,朝代国家的“王”对在部落基础上形成的封建诸侯国的领导,比以前共主时代对各部落的领导要紧致有效。




大禹在治水成功后,曾召见天下诸侯(当时的高级部落首领),当时与会者大约千人,这是前所未有的规模,我们猜想,还有边远部落在源源不断地涌来归附。从黄帝乃至更早,到大禹的时代,最高权力拥有者“共主”由部落联盟推举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共主”的管理经验得以提高,权力机构逐渐健全,疆域得以扩大。由于禹主持“治水”的壮举,赢得了天下部落的一致拥戴,威权受到远近部落天神般的尊重,此后,最高权力的传承也由禅让变成父死子继的世袭,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


自此之后,农耕在土地肥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广泛地流行开去。


这种由于天灾促成及部落之间和部落内部斗争之诸多因素,导致的空前统一状态,给朝代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基础——从经济到政权结构。


各方面的准备都预示着中国第一个朝代国家即将到来,那就是夏。从“黄”到“夏”,这是一个部落整合、疆域扩大的漫长过程,势力所及之处,人们都乐意承认自己是“炎”、“黄”或“夏”的一份子,或称“诸夏”,“诸”有“之于”的意思,也就是“属于”,属于“夏”。“华”是黄与夏的读音“反切”,“华”这个字内涵极深极广,沉淀着早期历史的嬗变与推演。产生中华文明的中心——河南,就被黄河贯“中”而过,河南现在还有说“中”的习惯,表示对某事的认同和肯定。“中”、“华”与“黄”、“炎”还有“夏”之间,有极密切的联系,需要仔细领会才能体悟。


人类社会从蛮荒时代的野性攻伐(三皇时期结束),到比较理性的拥戴共主时代(三皇时期开始,到尧舜禹时期达到高峰),再进入朝代王朝(夏朝)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我们为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发出由衷的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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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旭峰

青年学者,西部最有影响力时政评论者。著作《来龙去脉看中国》、《两百年中国》、《世界主要社会形态及走向》。提出“人的社会相对论”。各类文章散见于海内外媒体,多次入选新华舆情监测最具影响力名单。汉君智库《2015年中国网络写手百强榜》排名第六。(文章刊载、转载请联系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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