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马文瑞回陇东感悟

       1993年夏季，笔者有幸陪同参与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并在抗战时期担任陇东地委书记兼385旅政委长达7年之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回到陇东。第二年，即1994年的金秋时节，又受马老派遣实地考察西北革命遗址。当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行走在南梁地区被天然次生林覆盖着的黄土丘陵地带的山间小路上，心情格外激动。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一代中共党员，我是来寻根，更是来朝圣的。在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我接触了许多从南梁地区走出的西北老革命，听他们讲多了当年闹红的故事，、谢子长、、阎红彦和马文瑞的历史传记和生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在陕、甘，北京和全国各地采访过更多的西北老同志，抢救掌握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真实情况。

        当时，我所走着的，正是当年一条出入苏区的主要通道。在拜谒南梁的山路上，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七十多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1994年时，这里还像当年，山间根本没有公路。川道里一条尘土飞扬的沙土路也只是通到梨园堡。记得那次，我们的车子在山间土路上足足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拐进一条小沟，车路就消失了，只能弃车步行。我们沿一条越来越窄的羊肠小道上攀，一直走到山顶，又顺着山梁绕行一个多小时，当地党史办带路的同志才说“南梁寨子湾到了”。我知道，寨子湾当时是南梁政府所在地和军事指挥中心，、。当我有幸沿着前辈走过的道路寻求历史的遗迹，即感受到了那远去历史的亲切氛围，心中的震撼所料不及。你感到了信仰的力量和精神的作用有多伟大。那种身临其境的深切体验，是听和读永远无法达到的。这种徒步中的吐纳与揣摩，是你情不自禁地走进历史，感受“闹红”，由此所点燃的激情促使我写成了长篇人物传记《群山》。今天回想起来，调查研究西北革命的历史过程，身临其境，真切体验那充满了痛苦的曲折和惨烈的流血牺牲的情景，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理想。那种艰苦卓绝的体验，使我由脆弱虚浮变得坚强变得扎实了，使我由畏惧软弱变得在困难面前能够挺起腰杆，使斤斤计较的我在名利面前能够从容淡定，在纷繁芜杂的历史和现实的纷争面前，努力地运用辩证思维，做到冷静客观。而这一切，对于我们年轻一代做人以致研究和审视历史，是多么的必要和重要啊。尽管自己还做得很不够，但当你意识清醒地自觉努力去做，这才是最重要的。  

      七十多年前，贫穷落后的大西北，是旧中国的一个缩影。连年干旱灾荒、地主老财盘剥，地痞恶霸巧取豪夺，再加上军阀割据欺压，讲“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怨声载道”，一点也不夸张。“饥饿出盗贼”，，革命的能量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逐渐聚集起来的。但起初率先觉醒的年轻的革命者并没有看到这种潜在的分散的能量存在及其聚合的威力，而是一心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搞枪杆子的兵运工作上。，，解救万民于水火。、谢子长、阎红彦、，、。结果连续七十多次都悲壮地失败了。、汪锋、马明芳、马文瑞等领导的陕甘边、陕北地下党组织，也是在敌人白色恐怖之下，反复遭到破坏，有人被捕坐牢，甚至流血牺牲，他们宁死不屈，实在可歌可泣。崇高革命理想和坚强的革命意志，鼓舞和鞭策着革命者不屈不挠，前赴后继，不畏艰险，不断地探索前行。终于，在经历过七八年漫长岁月，党团组织扩大了，群众基础巩固了，红军武装建立了，游击区域拓展了，根据地也出现了。党在陕甘边界通过“兵运”、，，赵二娃的民间武装听他的。加上晋西游击队和安定县新加入的人员，于1931年“9?18”事变后，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翌年2月，“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的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因为有了自己的队伍，４月，；６月，陕甘游击队在陕西省委“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杜衡的要求下，东进陕西韩城地区，遭受挫折后返回寺村塬。７月下旬，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李良担任红军游击队政委，由于李良的错误决定，致使游击队接连失利，被迫撤离寺村塬，根据地丧失。我们可以想象，西北革命在幼年时期该是多么的艰难。

       这一过程，就像一个弱小的儿童在蹒跚学步，不断的跌倒，再爬起来。闹红者站立不稳，脚下的道路，更加充满了泥泞坎坷。黑暗中的星火，随时都可能被风雨扑灭。然而，那星火，却像天上的北斗，在乱云飞度中闪烁明灭，始终顽强地照耀着大地，给人们导引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