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敬龙成人礼的夭折与决绝：一种乡村治理与农民价值世界的视角 | 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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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强拆，贾案并非个案，贾敬龙并非个人，而是一种象征，或标本。在乡村，婚姻是成人礼。

一

    无论邢台洪水，甘肃惨案，还是贾敬龙案，都让笔者感慨缘何乡村如此之脆弱。当前，所有的言论几乎都在讨论贾的死刑问题，兼带背景分析或学理阐述。这当然重要，但一件热点事件，不能仅止于此。探讨此案的深层成因，或言土壤，从而防患于未然，也同样重要。到底是什么让贾敬龙如此决绝，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绝路呢？这关系到日后是否还会有其他的贾敬龙。在此，笔者结合多年来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与调研，从乡村治理与农民价值世界（乡村意义世界）的视角，作一学理和现实分析。

    乡村治理是多元主体对乡村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协同共治的过程，作为一个较宽泛的课题，乡村治理研究是以理解乡村秩序如何维系，乡村社会如何发展为主要任务的问题导向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同时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形态的基础。

    近年来基层治理领域发生了诸多戏剧性的变化。农村宗族在经历了20世纪以来的冲击和打压后，近年来又渐得以恢复重建，源自本土传统的乡村宗族社会是否只是单纯的“私性社会”，它与源自西方的公民社会能否找到契合点，从而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此问题已成为诸多学者的研究热点。在贾案中，村支书是当地第一大户，有着利用宗族力量及手中权力打压贾一家的嫌疑，父子两人“世袭”当地村长村支书一职是否程序民主正当呢？与公开公正透明的公众参与或公民社会，是否有着明显的鸿沟呢？联系到不少地方的基层选举，往往都受大户或宗族力量支配，这为我们推进民主改革无疑设置了路障。贾在杀人后，相关方面的人开车疾速将贾的腿撞断，也可能是故意杀人。贾已接受法律严厉制裁，，如何防止发生在他们（包括类似经历的人）身上可能的悲剧呢？

    税费改革化解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农民负担为主要表征的乡村治理危机，但基层治理中的深层次矛盾却开始浮现。取消农业税直接导致了乡镇的财源枯竭，在权力弱化的背景下，基层治理的能力严重不足，基层政府的不作为在公共品供给、村庄治理与选举等方面表现尤为明显，村民对村干部角色的期待与其实际作为的反差成为农村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无疑，，，并不能改变底层治理的丛林状态。无论是邢台洪灾的成因过程，甘肃惨案的低保分配、相关协调，还是贾敬龙案的强行拆迁与拖欠赔偿，都有一种治理的不足或缺失。这就需要以一种制度化、民主化的方式培养出基层组织自主解决问题的新能力与动力。

在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流动导致乡村社会形成集草根民主、农地经营、、经济、社会、文化为一体的全方位、多维度治理困境。乡村精英、市场的“经济性”外流导致乡村发展的“空心化”，。未流动农民的内心因城市生活参照系的绝对优势而逐渐产生不断增强的受挫感，，他们的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社会秩序失范，乡村治理成本日渐膨胀但效能趋下。

长时间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得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公共治理及学术研究的两个必然横截面，但乡村治理远比城市社区治理多样而复杂。当前，乡村治理困境的破局之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中均未取得共识，因而乡村治理的研究也更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乡村治理研究需要通过多学科揭示其基本论域、主要内容与发展趋势，从而展现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思维场域与学术景观。乡土中国的“学术井喷”成了最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学界盛景，反映出国家政策变迁过程中学者的学术张力与问题意识、底层关怀及公共精神的弘扬，同时亦隐喻着地方治理中“乡村问题”的持续性逻辑。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语境下，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盘点、理论推进与实践指导有待进一步诠释和深入。

二

农民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价值变迁与命运起伏，近年来得到学术各界的持续关注。农民的价值世界（乡村意义世界）可分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前者关涉农民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安身立命的人生根本意义，后者要处理的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由于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冲击，既有的在“土地里长出来”的伦理、价值体系在缺乏保障、流动性大、风险性高的社会现实面前失去效用，农村社会的快速理性化在个体、家庭关系和村庄三个层面全面呈现，农民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作为基本追求的本体性价值体系日益松动，个体渐趋原子化，自私享乐盛行，人际淡漠，公共参与流于表面，村庄的社会性价值体系随之异化。

这些方面，无论在邢台洪灾的救助过程，甘肃惨案当事人的孤立无助，还是贾敬龙案中都有不同层面的充分体现。具体到贾案，用来新婚的房子遭到强拆，多年争取无门，村支书一家的霸道得不到无论制度、法律、熟人社会道德习俗，还是外来媒体或上级部分的及时制衡或协调，一如弱肉强食的丛林，最终酿成惨案。这不像一般的在强拆过程中的对抗，比如唐福珍案，而是有着相对充足的协调处理解决的时间，上面提及的三个悲惨事件，莫不如此。这期间里，只要有那么一点力量出面协调一下，或许邢台河道就治理好了，就及时通知了；或许甘肃的贫弱一家就取得了应得的低保，就家庭邻里关系好了；或许贾敬龙就与村支书握手言和了，就成家立业了。可惜，这往往长达数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似乎没有一个人或组织向身陷沼泽地的苦难者或待死者伸出一点点尽管微薄之力。最后，我们也只能在悲剧发生之后，说点似乎义愤填膺或深感遗憾的话。贾案一审的时间是一年前的十月，到底什么原因拖延至今才成为万众关注的热点呢？假如当时就是热点，或许很多东西会不一样。或许，有罪的不止是贾敬龙与村支书。

联系到贾案，在乡村，一个男人并非因为到了十八岁就自然被称为成人，衡量标准是成家结婚，或言，结婚甚至生子才是真正的成人礼。这有着安身立命的人生根本意义，是农民本体性价值的重要表现。但因为不受制约又不见赔偿的强拆，未婚妻离贾敬龙而去——这当然是一种外人无法评道的功利行为，无房，谁跟你受苦呢？所谓社会性价值的理性化功利化。一如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包括城市底层，所谓找对象，大多似乎就是在那些被有钱人挑剩的姑娘里寻觅，大多姑娘也自愿往有钱人身上靠，这不足为奇。当然，这里并不否认个别真正两情相悦的，无论是有钱人的婚姻，还是底层的婚姻——，结果就是贾敬龙的成人礼夭折，由此很可能导致他在村庄里抬不起头，没面子，自卑，不像个男人，将到手的媳妇竟然飞到别人家了，在狭小的乡村熟人社会里，这近乎一种莫大的耻辱，相信这些有过乡村经历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在乡村，房子是家，婚姻是成人礼，两者都是最为重要的颜面。贾家境不好，父母都是地道的庄稼人，干了一辈子给儿子盖房娶媳妇，然而房毁人跑。既丧失家，又无法成人的贾敬龙，无处申诉申冤，还遭打击报复，有着明显的精神强迫焦虑等症状，由此将愤怒集中对准村支书，或许也是自然而然的决绝。他有明显的自首悔过，但无论如何，杀人都是罪过，但是否就罪至于死呢？

当前农村的变化可划分为治理的变化、经济社会基础的变化以及价值基础的变化三个层面，而后者最为根本。当下农村出现的大量反传统现象，如暴力、黑社会横行、、孝道衰落、自杀、婚丧仪式恶搞、村庄公共性丧失、恶性面子竞争、人情异化等，都可在其中找到根源。如何让农民内生出一套契合现代性价值并能够抵御现代性冲击的具有弹性的主体性价值，并让之与社会性价值得以平衡，从而重建农民的意义世界，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乡村治理及相关问题从根本上还没找到破局之路，我们还会看到诸如此类的不愉快事件——背后的隐性力量或结构，假如不从根本上破除或调整的话——，尽管不一定是以天灾为背景的“人祸”。其实不止农村，同样还有城市。乡村其实是中国（人）的根，不管是社会历史发展维度，还是社会结构逻辑层面，无论切实，还是象征，莫能概外。因而，乡村治理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的出路，至少是基石。实质上，中国的城市内核还是农村，即使是北京，一样是个大农村，无论文化心态、城市规划与治理，比如一点雨就积水成碍。如果有一场大雨，下个三四天，这座所谓世界性国际大都市会立刻瘫痪。之前武汉等地水灾，已经透出其隐患，只是很多人不曾见到，或有些声音无法被听到。和身处其中的个体一样，脆弱，是中国乡村与城市共享的动词。

如同强拆，贾案并非个案，贾敬龙并非一个人，而是一种象征，或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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