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论宗教信仰与西北少数民族的互动关系 ——以“趋社会性情感”为视角的研究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0-11-03 16:57:03

“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在进行建造世界的活动,宗教在这种活动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1]宗教信仰在人类社会建造世界活动中的特殊位置表现在很多方面,对于西北少数民族来说,宗教信仰的特殊位置表现为以宗教信仰为互动轴心,以“趋社会性情感”为互动方式,构建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情感世界、想象共同体世界和智者世界及其内生性、外生性和共生性的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互动关系。西北少数民族通过这三个世界,通过这种关系凝聚形成了对民族和国家的“共有态度”,即以中华民族一体化凝聚力的总体场域构建各民族的交流和互动、,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力。本文认为,宗教信仰不仅具有民族共同体精神生活的图腾价值和社会生活的人心凝聚意义,而且具有构建各民族共同的交往世界及民族关系的内生性、外生性和共生性相互交融的价值和意义。宗教信仰与民族关系互动的紧密结合是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的最大特点。

“趋社会性情感”由美国学者赫伯特·金迪思和萨缪·鲍尔斯共同提出。他们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是人类形成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条件,是产生将这些规范内化为内心信念的基础。他们把人类的这个特点概括为以合作为主的“趋社会性情感”,认为“趋社会性情感”是一种导致行为者从事合作性行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2]西北少数民族的“趋社会性情感”是各民族相互之间合作的情感要求、心理要求和交往行为表现,通过宗教信仰互动形成“趋社会性情感”。这种“趋社会性情感”不仅是人类合作情感、合作需要倾向的一般表现,而且是人类合作情感、合作需要倾向的特殊表现。所谓特殊表现就是通过“趋社会性情感”构建了民族共同体的三个世界,即共同情感世界、想象共同体世界、智者世界以及内生性、外生性和共生性的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互动关系。

其一,共同情感世界。宗教信仰作为人的“真实与本性显露”、作为人对神的“主观性深度依赖”,表达了信教者本人追求现实幸福和来世幸福的情感需求。无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两世观”还是信仰藏传的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三世观”,都聚焦在对笼罩在宗教信仰之中的共同感情世界的获取和体验上。彼此之间的细微区别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北少数民族体验着伊斯兰教的知、信、行、戒。、解、行、证。这种被奥地利社会学家舒茨指出的“充满内容的我们的关系”构成了蕴涵在西北少数民族族际互动之中的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合作的深度交流和深度依存关系,产生了西北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表达和诠释模式。西北少数民族的表达模式就是口出善言,行做善事,以言行一致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西北少数民族的诠释模式就是知、信、行、戒和信、解、行、证的相互印证的互相贯通,夸夸其谈、只说不做或者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为其所深恶痛绝。西北少数民族的表达模式和诠释模式是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和民族风格。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国内外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始终处于内生性、外生性和共生性相结合的稳定有序状态的根本原因。西北少数民族的共同情感世界包括个体生命情感世界和民族共同体情感世界,其个体生命情感世界的标志就是在宗教信仰指导下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而产生的生命冲动。梅洛·庞蒂认为生命冲动是无法想象地笼罩在神秘之中的认识,“是来自事实的不透明,是对没有料到的结论的震惊,或者是对一种难以表达的体验”[3]。生命的冲动其实就是渴望生命获取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力量和价值的行为,西北少数民族的生命冲动有其特殊原因,作为生命本身存在,西北少数民族限于环境和条件,很多时候无法获取更多信息开阔视野,但通过生命冲动,西北少数民族坚持以宗教信仰体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从局部地域向广阔的空间扩展投放,从现实的人生向充满魅力的天堂延伸和发展。从这个意义看,宗教信仰是西北少数民族不可缺少的通向更富有意义人生阶段的重要精神支柱。这也是宗教信仰的神秘性、不透明性和不可思议的神奇性的一种表现。西北少数民族的民族共同体情感世界就是共同符号构成的世界,也是共同认知意识和共同认同行为凝练而成的世界。“伴随象征形式,出现了这样一种行为:它为它自己表达刺激,它向真理、向事物本身的价值开放,它趋向于能指与所指、意向与意向所指的东西之间的相符。”[3]如西北地区的回族禁忌表现为禁止偶像崇拜、算命测字、装神弄鬼、风水阴阳,但他们在房屋内部的布置上则展示了民族共同体情感世界的符号。一进回族群众的堂屋门,就会看见家家墙上挂有一幅世界在朝觐“克儿拜”图和一个颇具特色、状似清真寺的漂亮挂钟。这个挂饰行为的象征性符号含义就是真主与大家同在,真主赐福给大家。信仰藏传的西北少数民族对表现佛法僧三宝的器物符号格外珍惜,认为这是他们宗教信仰神圣性的“投射”。这些器物符号具有了宗教信仰的意义才被信教群众所“神化”。梅洛·庞蒂认为,在符号世界里,行为不只有一种含义,它本身就是含义,因为行为与符号合二为一。信仰伊斯兰教和藏传的西北少数民族之所以珍惜表现宗教信仰的各类符号,就是因为符号世界与他们的信仰行为相一致、相交融,他们对宗教信仰符号的崇敬表现为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行为仪式的结合。西北地区日常生活不乏这样习以为常的例子,少数民族信教群众只要看见与宗教信仰相关的符号,立即表现为毕恭毕敬的心态和行为,就好像他们身处庄严肃穆的寺院正在从事宗教仪式活动。这些体现宗教信仰的符号与信教群众的信仰心态、行为之所以能够产生联动就是“趋社会性情感”导致的万物有灵观念所致。

其二,想象共同体世界。美国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民族进行了极具创造性的定义,即“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4]。这个定义与我们通常接触到的关于民族的定义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共产党在2005年的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对民族这个概念做出迄今完整、全面和科学的定义更为大家所熟悉。费孝通先生则把中华民族分为历史形成的自在部分和近代形成的自觉部分[5]。杨文炯认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民族觉醒过程发生在近代,。胡岩认为中国人在接受、理解和使用“民族”这个概念过程中也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和诠释。我们现在使用的“民族”概念,已经带有鲜明和独特的中国特色[7]。对于民族一词涉及的这些复杂关系和丰富内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我们根本不能对民族下一个定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民族独辟蹊径的定义是社会认知。在他看来,民族的定义必须着眼于人类认知方式的改变。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认知方式以地域疆界、、管辖范围、文化异同等多重因素汇聚为民族划分的笼统标准。这种旧的认知方式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丧失了霸权地位,人们开始想象民族这个“世俗的、水平的、横向共同体”的确切含义。为了挽救对民族“晚期托勒密式”的旧世界观不至衰落,恢复民族定义的“哥白尼精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应该在各种独立的历史力量的复杂交汇过程中,自觉萃取提炼一个新的结果,。这就是说民族的边界是有限的,民族的人数是有限的,民族的范围是有限的。但是,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边界是无限的,人数是无限的,范围也是无限的。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如同网络一般把从未谋面的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对居住在不同地域、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个民族共同体进行构建,形成民族的关联性和整合性的人们共同体。

西北少数民族的民族想象共同体世界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源于他们对本民族宗教信仰的认识和理解。信仰伊斯兰教和藏传的西北少数民族以宗教信仰中的“善”作为起点,通过想象与其他民族交往进入现实生活,他们与其他民族共同体成员展开互动和交往,形成了超越本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种将宗教信仰的普遍性原则与现实的特殊性原则并立的行为,意味着不管宗教信仰者生活的世界多么宽广和深邃,西北少数民族对民族关系持有怎样的看法,事实上,宗教信仰者还是以与对方同处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面貌和身份出现,好像与之互动和交往的对象是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同宗教信仰者、同族源的一体者,而不是宗教信仰和民族共同体的“他者”。这种将现实和想象结合为一体的民族之间的交往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想象民族共同体的结果。信仰伊斯兰教和藏传的西北少数民族的“善”是构建这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的轴心。这个善是一个含义丰富、历史悠久、指向广泛的概念,既包括对神的虔诚和崇拜,也包括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还包括对宗教戒律的严格遵守。伊斯兰教强调尊崇真主与尊崇人君、独善其身与扶危济困相结合的人主合一、自我和他者同在的理念。这种“顺主、赞主、拜主、感主恩”(王岱舆语)的认知取向是构建与其他民族结成更大共同体的基础和条件。正是认知取向的这个想象力,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北少数民族一方面要“忠君、赞圣”(王岱舆语),一方面要“孝亲、济人”(王岱舆语)。藏传认知取向的想象力可以从重视心法中清楚看到。藏传认为,在所有与人相关的法里心法无疑最重要,认为从修持角度看,心法修持不同人生结果也不同。在心法诸因素中,藏传特别强调“阿赖耶识”的重要性。“阿赖耶识”为梵语音译,意译为“藏”。藏传认为它是产生一切现象的根源,含有“无漏(善、净)种子”和“有漏(恶、染)种子”。信教者通过修炼,才可将“有漏种子”转变为“无漏种子”,进入涅槃境界。正是从修持角度产生的想象力,藏传的认知取向很容易把信教群众对宗教信仰的一致认同导向现实中华民族关系的一致认同。

其三,智者世界。本文借用柏拉图的话语将西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者的世界称之为智者世界。柏拉图认为,由于这个领域的特殊性,智者不容易被大家看清楚,“因为大众之言无能力对他们进行持续关注。”[8]他们既从事“原本制作术”,也从事“仿像制作术”,他们能够把多个整体结合成为单一理念,又能够把多个整体进行清楚区分。在柏拉图看来,智者“逃匿于非是的黑暗之中,练就一套本领”,所以,他们的智慧不同寻常。西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者认为,他们从至高无上的神那里得到启示和教导,获取的是人间最大的智慧。他们之间的互动和交往所构成的世界不是通常意义的世界,而是一个笼罩着神秘之光、具有常人智慧所达不到的智者世界。这个世界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北少数民族那里是认主独一。《》指出,“除真主之外,假如天地间还有许多神明,那么大地必然破坏了。”[9]在信仰藏传的西北少数民族那里是修炼成佛的涅槃境界。正因为智者世界的这种独特性,我们理解西北少数民族就应该看到现实世界与宗教世界的结合对其智者世界构成的重要性,信教者一方面以现实世界作为立足点,一方面以宗教世界作为立足点,以此创新了许多在不信教的世界里看不到的现象。在西北民族地区,十多岁的孩子辍学到清真寺学习伊斯兰教经文,到寺院学习藏传经典已经不是个案,而是较为常见的现象。由于寺院具有等同于学校教育和感化的功能,在西北民族地区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寺院多于学校的现象。被誉为“理想社会之模型”的甘肃省临潭县的西道堂以宗教信仰维系人心,以共同经济活动为基础、以共同幸福为追求目标,以在今世中求来世、在现实中求未来为指导,组织信教群众开展商业活动,大幅度提高了信教群众的生活水平。2013年城镇信教群众人均可支配收入13557元,净增2021元,增长17.5%;乡村信教群众人均纯收入3260元,净增459元,增长16.4%。智者世界里的信教者的话语来自经典,行为来自戒律,形成了这个世界的“共有态度”。有的时候,智者世界之外的非信教者对这个世界里的信教者不理解,感到信教者的宗教信仰荒唐可笑,原因很简单,就是非信教者没有掌握这个智者世界的奥秘。智者世界一个重要的奥秘就是其语言的独特性。米德指出,掌握一种新的语言就等于获得一个新的灵魂,就能以新的态度、新的思维方式看问题,与另一个共同体成员和谐相处[10]。在米德看来,语言是历史和文化的荟萃,传达的是特有的民族精神,只有掌握这种语言,才能与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共同体产生共有态度,形成心灵共鸣。如信仰藏传的西北少数民族很忌讳对佛、菩萨和寺院不恭敬的语言,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很忌讳对真主、和清真寺不恭敬的语言。如果对这个智者世界的禁忌话语不知道,置若罔闻,就会触犯信教者的尊严,伤害他们的自尊心。语言是智者世界信教者的灵魂,不掌握信教者的语言,就不可能理解信教者的思想和感情,无法与之进行灵魂对接。宗教的凝聚力就来自依靠语言形成的共有态度。

智者世界的文化构成有其独特的不同凡响的奇特一面,笔者举出在研究过程中所看到的几个现象作为佐证。甘南藏族自治州是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州内有藏、汉、回、土、蒙等24个民族,总人口68万,其中藏族34万,占总人口的50%;农牧业人口56.04万,占总人口的82%。白晓霞发现生活在甘肃藏区的藏族同汉族一样在端午节举行诸多仪式,纪念本民族重要人物,如河澳地区对欣木措吉的纪念,舟曲地区对莲芝姑娘的纪念,天祝地区对药神桑吉曼拉的纪念。作者认为,这种与汉族纪念端午节不一样的文化重构表达了埋藏在藏民族记忆深处的历史回忆[11]。甘南藏族自治州南与四川阿坝州相连,西南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接壤,东面和北部与本省陇南、定西、临夏毗邻,全州总面积4.5万平方千米,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部高,东南部低。境内海拔1100米—4900米,大部分地区在3000米以上。为什么生活在海拔这样高的甘南藏族同胞不存在呼吸困难和高原病等症状,对于没有去过那里的人对此觉得不可思议,惊讶不已。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米莉亚·维尔塔·桑切斯领导的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藏族的EPASI基因中含有大约生活在4万年前已经灭绝的居住在中亚阿尔泰山脉的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藏族适应缺氧状态的这一基因可能通过与丹尼索瓦人通婚得以保留和延续。研究人员总结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与其他种族通婚能够产生帮助现代人适应新环境的基因变种。”[12]该研究成果发表在2014年的《自然》周刊。智者世界的文化构成不仅是某个民族的独特历史和独特文化的传承和见证,而且反映和见证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和别具一格。

对宗教信仰的“趋社会性情感”与民族共同体互动关系的研究,国内尚无系统完整的话语论及。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一些近似的观点出现。有关民族互动关系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民族互动关系的内生性,指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依靠内生性变量和各种外在因素的交互作用。其二,民族互动关系的外生性,即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依靠外生性变量和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12]。其三,民族互动关系的共生性,即内生性变量与外生性变量的结合作用共同促成了民族互动关系。笔者通过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以“趋社会性情感”构建民族共同体的三个世界发现,宗教信仰是民族互动关系的内生性、外生性和共生性产生的最重要的源泉,具有孵化、促成和丰富民族互动关系的功能。宗教信仰对民族关系的内生性影响表现为促进民族共同体的群体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民族共同体依靠宗教信仰的“趋社会性情感”形成的三个世界产生群体凝聚力。豪格和阿布拉姆斯认为,群体凝聚力可以使“个体处于一个共同的或共享的社会自我范畴化或社会认同之中”[13]。群体凝聚力作为一个“总体场域”,“会提升民族共同体内群的群体表现,促进民族共同体成员对群体规范的遵从,改善群体成员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满意度,促进内群沟通。”[14]宗教信仰对民族关系的外生性影响表现为促进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外部关系和睦。宗教信仰对民族关系的共生性影响表现为促进各个民族共同体形成思想、观念和价值评估的一致性和共同性。这个一致性和共同体不是把一个民族共同体同化在另一个民族共同体之中,而是每一个民族共同体都共处于一个代表、涵盖各个民族共同体利益的整体之中,这个整体具有结构主义理论强调的三个重要特点。其一,这个结合了各个民族共同体利益的整体的任何变化将会影响每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这个整体如果兴旺发达,各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也将兴旺发达,这个整体如果衰败,各个单一民族共同体也会衰败。中华民族的共同整体就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其表现就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其二,这个整体的价值大于每一个部分的价值,只有整体的价值得到维护,个体的价值才能不被损害。其三,这个整体的功能不仅仅是每一个部分功能的合成,而且是每一个部分功能的互补和进一步完善。有人举出西北民族地区的“万人扯绳”、“花儿会”、“族际通婚”作为民族互动关系的内生性、外生性和共生性的典型表现,说明民族互动关系与宗教信仰之间的联系不如想象的那样密切。事实上,在民族关系的互动中,依然可以看到宗教信仰“趋社会性情感”的重要作用。以“万人扯绳”为例,这个从明代延续下来的习俗原本是为了祭祀历史上为这个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做出贡献的英雄人物,英雄人物通过各民族都参加的扯绳得到纪念,这是为了唤起久远的历史记忆,表达对历史的尊重。这样的祭祀类似本文前面提及的“想象共同体世界”,通过这个“想象共同体世界”,西北地区的回、藏群众把历史上出现的令他们敬佩的英雄人物及其具有象征意义的扯绳互动纳入自己民族行列,既有历史传承的特色,更有宗教信仰的神圣意蕴。这与西道堂的穿戴具有相似之处,西道堂的男子在2000年前一律头戴黑色无檐六角尖顶号帽作为标志,到2000年左右西道堂为了与哲合忍叶门宦教民和汉民妇女穿戴区别,将传统的号帽和头巾作了改进,男子统一头戴手工钩织的无棱角的帖头白线号帽,妇女一律头戴浅色头巾作为标志。妇女统一用纱巾裹头,中老年妇女戴白纱巾,青年妇女戴颜色比较鲜艳、面料比较时尚的纱巾,白线号帽和不同颜色纱巾成了西道堂教民的新标志。西道堂穿戴的改变看起来与宗教信仰没有直接关系,但细细思索就可以看到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密切,与“趋社会性情感”的关系密切。西道堂的在共同情感世界构建中,不仅需要通过想象的共同体对自己与“他者”划界,突出宗教信仰的鲜明特色,而且需要智者世界的“原本制作术和“仿像制作术”的统一,体现宗教信仰“趋社会性情感”的决定作用。他们穿戴的改变乃是表现宗教信仰的符号更换,不是宗教信仰本身的更换,是“趋社会性情感”的一致性表现,不是标新立异。

无论宗教信仰的“趋社会性情感”与民族共同体互动关系多么密切,有一点任何人都必须承认,这就是宗教信仰只有与国家的整体利益相一致,只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才能发挥团结信教群众、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为民造福的功能作用。,宗教才能健康和谐发展。

西北少数民族正是通过宗教信仰的互动,以“趋社会性情感”形成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情感世界、想象共同体世界和智者世界,在这三个世界里的民族互动关系出现内生性、外生性和共生性相互结合的特点,其结果是出现民族互动关系的“共有态度”,即以中华民族一体化凝聚力的“总体场域”去构建各个民族共同体的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交流和互动的交往行动关系,形成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交往关系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一体化和差异化相结合的鲜明特色,各民族互动关系的“共有态度”证明,各民族共同体无论差异性多么大都完全可以同处中华民族整体框架内,互相之间求大同、存小异,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思想、观念和情感的深度互动和广泛交流,形成中华民族共有的价值观。这是宗教信仰的“趋社会性情感”能够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大家庭凝聚力的主要原因。通过各民族互动关系的“共有态度”“总体场域”,西北少数民族的交往行动关系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充满文化活力和文化朝气、不断进步和发展的统一整体。中华民族整体兴则各民族个体兴,中华民族整体衰则各民族个体衰,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个历史的警示和伟大的真理。

参考文献:

[1]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M].高帅宁译,何沪宁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7.

[2]赫伯特·金迪思,萨缪·鲍尔斯.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M].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56.

[3]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M].杨大春,张尧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33,137﹒

[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8.

[5]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9.

[6]杨文炯..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4):12~15.

[7]胡岩.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族”概念的形成和演变[N].中国民族报,2011~07~29.

[8]柏拉图.理想国[M].詹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73.

[9]丛恩平,沙宗平.伊斯兰教教义简明教程[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21.

[10]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249.

[11]张广裕.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口与环境问题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博士论文,2010.18~19.

[12]陈征.藏族人高原适应能力或源于史前人类[N].北京日报,2014~7~09﹒

[13]杨盛龙,白正梅,孙懿.民族互动与民族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133~134.

本文原载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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