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富向富人加速集中的趋势及其隐患

我国30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财富差距也曰益拉大，财富不平等成为现今中国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财富集中加速，中国已成为21世纪以来财富集中最快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按现行标准贫困人口还有7000万。我国学界对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关注较多，但对财富差距并没有足够重视。随着财富差距的曰益突出，近年来经济学和社会学界才逐渐聚焦居民财富问题。涉及居民财富差距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实等对1995和2002年的城乡居民净资产的估算和分布[1]赵人伟、李实、丁赛对居民财产分布的研究[2](pp.535-557)比较系统的财富报告有谢宇等《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甘犁等《中国家庭金融调査报告(2014)》经济曰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中国家庭财富调査报告(2016)》，等等。瑞信银行的《全球财富报告》反映了我国财富发展状况及全球地位。波士顿的《全球财富报告》反映了我国私人财富上升状况。居民财富差距拉大，偏离了“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遏制财富集中趋势，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时不我待。

一、我国居民财富集中趋势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走向财富集中

第一，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是收入差距的基础。1978—2013年的35年间，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年均增长9.8%，在经济增长基础上，居民收入和生活质量也明显提升，但增幅明显低于经济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6%.[3]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分别低于经济增长率24%和22.5%。这说明居民收入改进并未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同步，宏观分配轻视了居民收入。

第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财富集中的主要因素。20世纪80到90年代，我国经济上了几个台阶，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基本进入小康社会，但居民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21世纪以后进一步加速。从总体居民收入来看，2003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0.479,2008年达到峰值0.491。此后我国政府加强了收入调节，基尼系数逐渐回落，2010年0.481,2013年0.473,2014年的0.469(见表2)，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0.462，但这依然大大高于0.4的居民收入差距警戒线。从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看，高收入户组与低收入户组极值比，2000年为3.61，到2014年上升到5.49。从农村居民收入看，高收入户组与低收入户组极值比，2000年为6.47，到2014年上升到8.65(见表1)”。居民收入差距的累计导向财富向富人集中。

第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了总体收入差距。目前我国尚处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并存的二元社会，农业比重较大，农村人口庞大，尤其是大量低收入的农村人口，拉低了整体收入，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城市居民收入为农村居民收入的倍数)20世纪80年代以前没有超过2.0;1990年突破2.0%;2000年为2.79%;2005年达到峰值的3.48;2010年3.23;2015年回落到2.73。①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反晡”农村的能力增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本应缩小，但我国3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未见缩小，21世纪以来进一步拉大。出现了经济增长越快，城乡差距越大的怪现象。

第四，行业职工收入不公是总体收入差距重要部分。从我国各行业平均工资来看，垄断行业高于竞争行业，虚拟经济高于实体经济，非生产性行业高于生产性行业。[4]2000年以来，我国农林牧渔业一直处于全社会各行业平均工资的末位;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2008年以前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009以后金融业稳居首位。2014年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56360元，平均工资最高的是金融业108273元;平均工资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28356元;行业工资极值比(最高行业为最低行业的倍数”985年为1.81,2009年达到峰值的4.21，此后经调节逐渐降为2014年的3.82。另外，职工规模占全社会职工总数29%的制造业，2014年工资51368元只达到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91%。②行业职工收入差距过大体现了行业劳动分配的不公，这也是财富不公的基础。

第五，区域居民收入差距促推居民收入差距。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凭借政策和区位优势，经济加速发展，地区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也随之出现。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振兴战略的实施，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有所控制，但区域收入差距依然明显。从2005年以来分地区居民收入看，东部地区居民收入最高，西部居民收入最低。东部和西部地区之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5年为1.52,2013年1.4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5年1.98,2013年1.76。③从省市区来看，收入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甘肃比较，2005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比为2.3，到2014年依然有2.24;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比为4.17，到2014年依然有3.38(根据表2数据计算)。我国低产阶层尤其是贫困群体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区域差距也是财富集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尽管改革开放带来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但由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所以从总体上看，居民福利改进并未达到与经济增长同步的水平，收入差距积累为更大的财富差距。

(二)我国居民财富集中趋势拉大了财富

第一，社会巨富群体快速增加。随着经济增长，我国总量财富增长迅速，即使处于经济新常态，由于中国经济基数庞大，财富增长依然强劲。据瑞信银行财富报告披露，2015年全球财富250.145万亿美元，比上年下降4.7%，但中国财富22.817万亿美元却比上年增长7.0%。[5]财富差距源于收入差距，高收入群体进而将资产投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以钱生钱”使财富迅速膨胀，财富“马太效应”凸显。据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2015年中国富豪有5位进入全球富豪前50名，有8位进入前100名。[6]中国百万美元财富成人数连年递增，2013年为112.3万，2014年为118.1万，2015年为133.3万(见表4）。中国百万美元富翁据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第二，财富集中加剧了财富分层。据瑞信银行财富报告显示，全球成人人口拥有财富1万美元以下的为低产阶层，而中国处于该层的成人比例高达88.7%、。1一10万美元的中产阶层占成人人口的10.7%,1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阶层仅占成人人口的0.6%。但0.6%的富裕阶层占总财富份额却高达到35.4%，中产阶层占总财富的32.2%，占成人88.7%的低产阶层却只占总财富的32.4%。(见表3〕谢宇等研究了2012年我国居民财富分布状况，“将家庭财产按从低到高排序，排名前25% 以下的家庭财产量仅占全国财产总量的1.2%，排名前50%以下的家庭的财产量仅占全国财产总量的7.3%。然而，排名顶端25%的家庭拥有全国79.0%的财产，排名顶端10%的家庭拥有全国61.9%的财产，排名顶端5%的家庭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财产，排名顶端1%的精英阶层拥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7]p.30)甘犁等调査分析了我国居民财富分布状况，2013年最穷10%的家庭财富低于20050元，该组家庭财富仅占总财富0.1%;全国家庭财富中位数为256000元;而最富10%家庭财富高于1566100元，该组家庭财富占总财富60.6%家庭财富最富10%组是最穷10%组的78倍。([8]pp.218-219〕

三，2000年以来我国财富集中速度领跑全球。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Piketty)对当代全球财富分配的研究，1987—2013年全球最富1/2000万的人占有世界财富从0.3%上升到0.9%，最富1/10000万人占有财富从0.1%上升到0.4%。同期全球成人平均收入年均增长1.4%，而财富年均增长2.1%。[9](p.435)富人占有财富上升，财富增长快于收入增长。在全球财富集中的大背景下，我国成为财富集中加速的领跑者。瑞信银行《2014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最富10%的阶层占有全国财富的比重，2000年为48.6%，2007年上升到56.1%，2014年进一步上升到64%。过去14年这一财富集中程度放大了15.4%，我国财富集中速度为全球之最.[9]

第四，财富集中促使阶层固化。从财富分层来看，目前我国社会表现为大量低产阶层、少量中产阶层和极少富裕阶层并存的结构。目前我国财富日益集中于富裕阶层，中产阶层难以扩大，低产阶层难以向上流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资本财富的“马太效应”。资本财富投资生利快于生产经营和劳动收入，这在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特别明显。二是财富调节弱化。在目前收入所得税不完善，遗产税、赠予税、房产税未全面实施，私人财富大量积累的情况下，财富继承甚于劳动致富，“富二代”便可坐享其成。三是城乡差别鸿沟和户籍身份障碍、城市下岗人员的技能或行业壁垒，使得大量低收入阶层缺乏上升通道;我国中产及以上阶层主要集中在城市，低收入阶层和贫困人群主要集中在农村。四是中产阶层在面临房价持续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财富缩水使中产地位难保，更难进入富裕阶层。除财富外，教育和职业的代际传承，也是居民阶层固化的因素。

财富积累如果不加以有效调节，往往呈加速状态，比收入的积累会更快。随着财富向富人群体的集中，社会不平等占有的那部分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将会更大，财富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更为严重。

二、财富向富人集中的原因与隐患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30多年，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和财富分享差距也日益突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的后果：“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0](p.，虽然不是对抗性的矛盾，但财富集中相伴随的贫穷、不文明和社会问题，也是不言而喻的。，出现财富集中和财富差距过大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收入与财富差距是“市场失灵”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的“一部分人先富”和“一部分地区率先发展”，对于迅速摆脱国民经济的困境，促进经济起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成熟、社会发展和法制完善，应实施普遍的国民待遇。“先富”政策这种权宜之策持续30多年，不可避免带来社会群体和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财富增殖“马太效应”放大。市场经济确实促进经济效率，但市场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对于迅速膨胀起来的居民财富及其差距，我国政府未及时推出调控政策或调控政策不力，使居民财富差距曰渐拉大。现实中可看到，资本致富才是“王道”，“勤劳致富”已成空话。中国科学院蒋高明调査山东蒋家庄情况，指出改革初最早富起来的农业经营户由于坚持务农导致返贫。而能致富的农业经营户大致有三类人：一是牺牲生态环境搞规模化养殖的农户;二是侵占集体公共资源的人;三是能说会道的人。[11]

第二，税收调控不力任凭财富差距坐大。激励经济增长效率与调节财富差距本应并行不悖，但长期以来，我国决策部门重激励而轻调节，尤其是税收机制不健全，使得财富分化加剧。目前我国收入与财富调节税收制度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存在诸多问题。一是个人所得税征收欠公平。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经多次调整，由最初的月收入800元到目前的3500元起征，由于起征点和收入发放渠道复杂，造成征税漏洞多，征收难以保证。以个人为申报单位，缺乏退税和抵扣机制，不考虑家庭负担情况的统一税率，使得税率欠公平。缺乏退税制和抵扣制使得低收入者利益受损。二是财富税收体系缺失。我国至今未真正推行遗产税、赠予税和房地产税。而遗产、赠予财产、房地产是居民财富的大头，将这一大块财富排除在征税之外，是形成财富差距的主要因素，也是财富分享的不公平。三是税收法制执行不力。由于个人所得税设置了起征点，造成部分收入分散发放，刻意追求低于起征点，不少小企业职工收入以发票报收入，逃避收入税申报。对隐性收入缺乏有效征税机制，使得税收流失。四是收入申报与征税信息系统不健全。目前我国个人收入信息征集体系、收入与纳税网络数据平台尚未建立，相关管理部门各自为政，造成个人收入与纳税的严重漏报和少报。除了体制内人员工薪收入外，其他收入信息尤其是隐性收入和境外收入难以征集和征税。

第三，资本和房地产市场失范加速财富分化。资本市场的赢者通吃、房产投机的快速暴富，进一步剥夺中低阶层居民财富，加剧了财富分化。资本市场投机造成“市场泡沫”，房地产市场加剧财富两极分化，制造财富泡沫。许多工薪阶层买不起房或住房得不到改善，或买房后沦为“房奴”，而少数富人却拥有几十套、甚至上百套房产。富人“炒房”拉高了房产价格，使居民房产占有差距更加拉大。此外，房产市场的“泡沫化’’也为国民财富注入了相当的水分，我国居民房产净值占家庭财富的65.61%，[12]这显然是房产泡沫所致，如果挤出房产财富水分，我国中产阶层的财富还要打相当折扣。一旦出现房产财富缩水，部分中产阶层地位难保，就此而言，我国中产阶层还相当脆弱。

第四，隐性收入大量汇集于富裕阶层。由于我国居民收入申报机制不健全，居民收入中有相当部分未纳入统计的“隐性收入”，包括账外的个人福利、投资收入、经营收入和兼职劳务收入，以及回扣、红包等灰色收入。根据王小鲁的研究，2011年我国居民灰色收入总量超过6.2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12%。收入最高20%人群占有全社会隐性收入72%，其他人群只占28%。收入最高10%人群实际收入是统计收入的3.2倍，其中隐性收入占其收入的68%左右。，城镇居民10%最高收入家庭和10%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比为8.6倍，如果计入隐性收入，会拉大到20.9倍。根据调査数据将隐性收入计入，总体推算收入与统计收入之比，2005年为175%，2008年为188%，2011年为200%。[13]以上可见，富人大部分收入未真实申报，同时还逃避了可观的所得税。隐性收入主要流向高收入阶层，考虑到隐性收入，高收入的富裕阶层实际收入成倍高于统计收入，而低收入阶层一般却远离隐性收入。正因为此，隐性收入是财富集中的重要推手。

当前我国居民财富集中趋势，给当代社会和未来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财富分化不仅仅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一系列社会关系、社会发展格局和走向的大问题。财富分化和财富集中趋势，偏离了“共同富裕”的目标，给当前和未来中国带来难以估量的社会隐患。

第一，财富集中降低了普通居民生活质量。一般来说，商品市场价格由富人高消费所引导，富人高消费使商品物价不断推高，社会消费水平拉升。目前我国在CPI指数不高情况下，居民生活必需品尤其是“菜篮子”物价始终涨价，通货膨胀使居民货币财富缩水，实际生活成本提高，最大受损者是大多数低收入或普通劳动者。退休金和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总赶不上物价上涨，普通工薪劳动者成为通货膨胀的最大受害者。此外，剥夺居民财富最大的房产价格不断攀升，使中产和低收入阶层财富缩水。

第二，财富集中削弱了普通劳动者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资本和劳动博弈中表现为资本财富的快速增殖，资本财富快速增长而劳动收入相对下降，这意味着资本占有劳动。在企业劳资关系中出现了管理层高薪化和劳管冲突凸显。尽管管理层也是雇佣人员，但其高额年薪动辄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管理层高额年薪与普通职工收入有天壤之别，管理层高薪决定其与出资方利益关联紧密，管理层唯出资方马首是瞻，与企业劳动者则曰益离心离德。收入悬殊造成劳动者对管理层失去信任，也是劳管冲突的关键因素。收入和财富分配中的“重资本轻劳动”现象颠覆了劳动者主人翁地位，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群体沦为弱势群体。

第三，财富集中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由于居民财富集中于富人手中，大量资本财富趋向赢利大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非生产性劳动则凭借产业链关键环节和资本垄断瓜分企业利润。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生产成本和融资成本高、利润空间小，使之难以生存，由此导致许多企业弃“实”从“虚”，进而使得产业结构失衡。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社会资源配置不当，降低了总体资本的配置效率。实体经济的“空心化”降低了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成本高，工业制造业利润难求，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

第四，财富集中促使社会失信与腐败。财富集中造就社会财富失衡，财富不公引起居民的社会不信任，乃至引发各种矛盾和冲突。官员腐败引致干群冲突，征地、，医患矛盾与医闹事件屡见不鲜，拖欠农民工工资以及引发的恶性事件等时有发生。财富不公已经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有碍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财富向少数富人集中加剧了社会腐败。追求财富成为社会成功的评价标志，追求财富手段无所不用其尽;商业贿赂、钱权交易、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盛行;部分裸官、裸商向海外转移大量财富，中国土豪走向世界，等等。

三、遏制财富集中与调节财富之对策

财富集中伴随严重的社会隐患，影响社会健康发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财富公平、。当前我国要遏制财富向富人集中的势头，缓解财富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要从税收调节制度、收入分配政策、相关管理制度和信息技术上等方面入手，调节财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第一，财富调节重在改革收入与财富税制。一是将居民收入与财富全覆盖纳入申报体系。二是改革收入税和开征财富税。坚持收入全覆盖、家庭为单位、零起征点，征税低税率、纳税合理抵扣和减免，以保障居民基本生计;普遍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和赠予税，并纳入地方税，税收用于地方公共事业。对金融资产收益按年度征税，鼓励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同时，强化财产性收入税收调节。三是加强居民收入和财富税征收的国际合作。对居民境外收入和财富有效申报和纳税，控制源泉收入，防止财富和税收外流。

第二，财富调节要求建立居民经济账户及信息系统。目前我国居民收入与财产申报机制不健全，居民收入与财产申报、纳税和社会保障碎片化管理，居民经济相关信息系统处于分散状态。这种状况不利居民收入和财产真实申报与纳税监控，造成纳税流失和征税成本增加。居民经济账户制度目的在于确保居民收入和财产申报全面真实、居民纳税到位，从而实现财富调节。居民经济账户制度具有以下功能：记录居民收入和财产申报以及财产变更情况，记录居民纳税情况，记录居民社会保障储值和支出情况，居民个人身份和信用凭证。建立居民经济账户及信息系统的步骤是：一是确立居民经济账户持有人及其账户号。账户持有人为居民个人，按系统分类确定居民账户号，设立居民收入、财富申报与纳税账户入口。居民经济账户号与居民身份证号统一，居民自出生起就确立账号，自第一笔收入、财产或纳税就启动账户。二是建立集中统一的居民经济账户信息平台。该平台实现居民收入、财产与征税相关的信息系统的信息整合和业务协同，将税务、银行、工商管理、证券交易、房产交易、海关等信息平台实现网络链接和信息共享。三是建立居民收入与财富信息査验制度。居民可在信息系统的个人经济账户上登录，填报收入和纳税，并进入相关信息系统査询个人收入和财产;各相关部门也可通过信息系统査询和检验居民收入申报和纳税状况。

第三，财富调节要从收入分配改革抓起。—是在初次分配领域重在改革工资制度。坚持收入分配向第一线劳动者倾斜，实行高管限薪和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尤其要改善农民工待遇，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加速农民工市民化;积极推行工资集体谈判制和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二是大力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收入与财富差距缩小重在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加速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实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循序渐进城市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助力城市反晡农村，使农民走向富裕之路。三是提升低收入行业职工收入。收入分配政策和产业政策惠及实体经济、生产性劳动和低收入行业;要提高农业、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劳动者工资收入;，破除行业垄断，实行行业工资差距限制、实施高收入行业“奢侈税”制度，建议最高行业收入若超过各行业平均收入150%以上，即征收“奢侈税”。

第四，财富调节要缩小财富差距与促进财富公平。运用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遏制财富集中势头，调升低收入阶层、扩大中产阶层、调减富裕阶层，缩小财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缩小财富差距要注重缩小地区差距，重点加强中西部地区的扶贫开发，消除连片贫困地区和绝对贫困状态，发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作用和东部地区对中西部的“反晡”作用，财政预算提高公共支出比重，并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倾斜，转移支付向低产阶层和低收入行业倾斜。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全面推行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义务制，财政支持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完善全民医疗保健体系，加强疾病防疫和健康普査，健全农村基层医疗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基层医疗水平;加强城乡社区公共设施建设，提高社区文化、体育、休闲和交通等公共服务水平。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居民福利，缩小财富差距，促进财富公平。

  原标题：我国居民财富集中趋势与调控对策】

① 数据来源：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http://202.121.135.11:90。

②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ceitj.las.ac.cn/page/Default.aspx。

③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4 年版，http://www.state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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