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弹”诞生的岁月里

陶瑞滨局长（左二）等厂领导与部队干部合影

陶瑞滨老人与妻子徐彬棣在一起

1964年初，奉组织调动，我离开上海，前往遥远的青海221基地，参加第一颗原子弹上马大会战。

首次西行，踏上那块热土，四月初的草原，山头还是银雪闪闪，地面尚未解冻。由于高原缺氧反应强烈，初到高原的人会头晕目眩，气喘吁吁，鼻子冒烟出血，嘴发干。当时基地住帐篷，吃黑馍，副食是“三大样”：粉丝、土豆和大白菜。这样的条件与大都市上海简直无法相比。

然而，从四面八方汇集基地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干部、解放军指战员数万人，不畏艰苦，头顶蓝天，脚踏草原，大会战的激情燃烧在1170平方公里的神秘禁区。

我第一次开始接触放射性物资，严格地按防护规定穿上工作服、白大褂、黄球鞋，戴上特殊口罩、防护眼镜和白帽，手上套薄膜，再戴上细纱手套，参加临界实验，为第一颗原子弹组装提供安全数据。第一次看见那比黄金白银还贵的宝贝，第一次惊喜交加地抱着那沉甸甸的“黑皮黄金”，放到安装实验台上。在取得实验成果的同时，多条战线也喜报频传，进展顺利。

6月，第一颗原子弹综合模拟实验在草原西北角海拔3500米的爆轰场进行，“警报”第三次拉响，轰隆隆巨响，火球一团翻腾，小蘑菇云柱升起，爆炸成功。我们欣喜若狂，心中都明白，这次成功离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陶瑞滨局长（后左三）与战友们合影

1964年7月30日，我作为公安人员随着国家参试队伍离开221基地，登上一级专列，保护的是研制原子弹的核心人物，一路上小心谨慎岂能慢待。列车直开新疆大河沿终点站，夜色蒙蒙中转乘汽车，穿越天山，抵达马兰国家试验场司令部。一路茫茫戈壁，无边无际，荒无人烟，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影也不见，经过五个多小时，到达“塔爆”场地，食宿在离试验塔一公里的地方。

戈壁滩气候恶劣，中午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汗流浃背，坐立烦躁不安，夜间还要穿棉袄、盖棉被。供水定量，每天每人一军用壶水，半个月洗澡车来一次，每人10分钟快速洗澡，没有新鲜蔬菜。

，从北京随机带来青辣椒，慰问大家，我们将此视为最大的关怀。那样艰苦环境，大家团结奋斗、努力拼搏，没有一个人叫苦。当时的口号是：“下定决心，坚持到底”，“小病不看，轻伤不下火线”，“技术上精益求精，安全上万无一失”，做到“保质、保进度、保安全，一次成功”。

试验临近，整个现场忙碌，飞机、大炮、坦克等等效应物，早已准备好。第一颗原子弹安装开始，组装在夜间进行。漆黑的夜里，实验部室主任胡仁宇、赖祖武，一手挽着我的手，一手打着手电筒，我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怕高低不平的岩石绊倒他们，三个人嘴里同声喊着，“一、二、三”，并肩行走戈壁滩上。

10月16日凌晨撤出试验场，当天下午三点起爆。熊熊火球，蘑菇云柱翻腾，“成功啦！”人群激动，一片欢腾雀跃，声出云霄。从此，结束了我国无核历史，成为“有核”国家，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增强了国威，扬了军威，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原子弹旁岂能吃饭睡觉，在《天方夜谭》里也找不到这样的故事。可是这是事实，不是虚构。当年原子弹向武器化转变，需要进行系列定型试验。

1965年4月初，我们前往甘肃空军基地进行航弹试验，时间很紧，现场忙碌。5月11日下午核弹总装完毕，拟于次晨投入试验。不料，狂风大作，雷声霹雳，电光闪闪，风雨交加。

老部长李觉急的来回转，对陈能宽副院长说：“已插好，再分解太危险，若雷击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你回招待所，我与弹共命运，不走了。”陈能宽副院长从保证部长安全考虑，坚定地说：“你回招待所，我在弹边坚守。”俩人你推我让。我想，一个是久经沙场的将军部长，一个是从美国回来的专家，俩人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一旦发生爆炸，损失太大。于是，我说：“你们两位领导都回招待所，我一个人留守，有情况立即报告。”李部长沉思一会说“好吧。”没想到这场狂风暴雨，连续肆虐了三天三夜，还惊动了。

我一日三餐就在“弹”旁吃；夜深人倦时就在“弹”旁铺张草席睡。真是不平凡的三天三夜啊！头顶上雷声霹雳震耳，提心吊胆，食不香，梦又多......

直到14日早晨终于乌云散开，露出微弱阳光，赶快抓住时机，投弹机疾飞罗布泊上空靶场。爆炸成功，，可投入武器化批量生产。

陶瑞滨局长陪同总公司领导刘书林同志

“原子弹要有，也要快”。科学家们在研制原子弹同时，就探索着方案，1966年两次含热核材料试验，为突破技术奠定了基础。

1967年首次试验拉开了序幕。5月27日我与参试人员离开221基地，前往新疆马兰机场附近，离博斯腾湖不远。我们食宿在军营，装配工房坐落在十公里外的戈壁滩上，由于物多场地小，作业人员只能分班操作，，握手慰问。工程技术人员日以继夜紧张有序的工作，6月17日凌晨五点多，载着的专用车沿着戈壁滩，慢慢驶向投弹机旁，装有的投弹机即飞向靶区。当时机场人员静悄悄地倾听着播放的轻音乐等待消息，可原定八点投弹时间已过仍无动静，人群开始不安，后来得知由于驾驶员心情紧张，而误了时间，大家松了一口气。

8:30分播音员兴奋报告，“投弹飞机在靶区上空投弹成”，在万米以上投下，随降落伞渐渐下降，在预定高度引爆。顷刻间一道强烈的白光从头顶上掠过，大地变得一片雪白，接着冲击波狂啸而来，地面三公里外的效应物54T机车被推出18米远，400米处钢板融化，可见它的威力惊人。

向靶区望去，又红又大的火球冉冉升起，仿佛一轮红日在东方地平线上喷薄而出，壮观无比的蘑菇云柱五彩缤纷，风吹云散后又是一片晚霞，此时此景，难于言语表达，正象圣诗中描述的那样：“漫天奇光异彩，有如圣灵逞威，只有一千个太阳，才能与其争辉”。在人生长河中能有机会亲临其景，实在难得，终身难忘。投弹机凯旋返航，驾驶员指着被烤黄的机尾，“好危险”。然后怀着喜悦回军营，空军指战员尾随敲锣打鼓而来，祝贺第一颗试验成功，使中国跃入世界第三核大国。

首次地下核试验，在新疆南山进行，1969年8月上旬，我与参试人员赶往现场。在弯弯曲曲山脚下，一个约二米宽，长1500米左右的洞内，这就是试验用的坑道。有一天，突然发现洞内射线大大超剂量，参试人员十分紧张，有的说好比在“中子源”内工作着，有的说我还年轻，将来结婚不育怎么办？经过仔细检查，原来是洞内通风不好，造成洞内氡气“泛滥”，不过氡气见了阳光，也就自行“灭迹”（衰变）。最终大家没有被它吓倒，还是戴着口罩坚持工作。

当时南山治安形势很紧张，山上信号弹不断，起爆遥测线被剪断，时有发现降落伞，为此国防科委命令基地司令部派出一个团的解放军，包围南山搜查守防；命令作业队行政领导军管会主任董仁、，确保试验安全；核弹进洞前，人人坚守岗位，不准离场。9月22日上午10点核装置被送进洞，直到晚上9点多，工兵开始堵洞后，我们才撤离现场。23日零点15分起爆，地下试验成功。

“两弹”研制成功，我们221基地人为此奋斗，扬国威军威，为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陶瑞滨老人与妻子徐彬棣在一起

陶瑞滨、许震贵等同志与参观上海“两弹一星”基地的东方卫视曹可凡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