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天哲:毛氏东周采邑济源说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2-06-29 11:04:24

在中国诸多姓氏中,毛姓的确是个非常古老的姓氏,迄今已有三千多年了。古往今来的学者对毛氏源流、得姓始祖、封地、地望等方面都作了不少的研究,由于经典文献中相关史料的阙如,各人又所处时代不同、识见不一,不同的观点和结论散见于中国姓氏相关文籍中,瑕瑜互见。尤其是古代学人著述时多喜欢下断语而少提供所据材料,致使歧说分呈而后世人们无所嫡从,甚至有人将错误奉为圭皋而一传再传。

如清代学者顾栋高认为毛国的封地在今河南宜阳县境,这一说法被很多人引用提及。其实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五》中写的是“未详,或曰在今河南府宜阳县境。”台湾学者陈槃就认为顾的“宜阳之说,未详所据也。”又据《路史•国名纪戊》曰:“毛,伯爵;河南籍水傍有毛泉,近上邦。”一些学者就臆想“籍水毛泉”是在宜阳县境,似有坐实“宜阳说”的趋势。现今的一些有关毛氏资料介绍、一些学人研究著述中,甚至包括百度百科之类的,持“宜阳说”的不在少数,也影响了一批人。更衍生了“原阳说”、“河北鸡泽说”等。

然哲以为,“毛氏封地在宜阳”本身就是个缺乏论据的以古人言论为经的误解,且不说顾栋高本人对这个说法是存有疑惑的,后人引用其实是断章取义地误指为是他的观点。顾栋高所据的无非是(南宋)罗泌撰《路史•国名纪戊》中所言,但罗泌所谓的“毛,伯爵;河南籍水傍有毛泉,近上邦。”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清代学人徐文靖于《管城硕记》中就曾作过辨析,认为“籍水、毛泉”等皆出自宋本水经注,地在甘肃天水县上邽城左近,去镐京六百余里,“河南安能近之上邽?”只是徐文靖著述不大为人知,故其论流传不广,影响甚微,今人还是甚是喜欢引用罗泌所言,以作“宜阳说”之据,言以称,古人是这么说的。

又如毛姓始封祖,一说为第八子姬叔郑,史称毛叔郑;一说第九子姬明,又称毛伯明。“叔郑说”本自史籍,“周本纪”、“古今人表”并作[叔郑],“逸周书克殷篇”亦同。“伯明说”出自《通志氏族篇三》,迨因郑樵之名望,信者亦多有。然早于唐朝或与唐同时期的典籍在论述毛姓起源时,都提及姬叔郑(毛叔郑),而没有涉及姬明(毛伯明)。郑樵《氏族略第六》论及“同名異實姓氏”时,又称“毛氏有二,毛伯聃之後,以國為氏。”诚不知郑樵的“伯明说”来自何据。或郑樵所见史料中,“明、聃”或有字讹,以为二人。郑樵的“伯聃说“大概源自左传定四年,杜解作“毛叔聃”,樵以毛为伯爵,故称毛伯聃。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三》曰:“杜解误也。明陆璨左传附注曰:聃季是毛叔弟,何容取乃兄名为封国之号,斯必不然。”其实梁玉绳也好,陆璨亦罢。都未能明白毛叔郑、冉季载(聃季)本是同一人耳。

古今学者研究西周分封制度时,未能注意到周初,文之昭、武之穆等始封祖未尝仅仅是一氏一姓之祖也,氏不同而祖同者常有。典籍里俯首可见的就有召公、周公、毕公等,如召公长子克封北燕,自以国为氏,次子承继召姓,封于王畿内。又如周公有长子鲁公伯禽封于鲁,以国为氏别,而次子明公君陈以周氏称,幼子祭季(祭公谋父之祖)别为祭氏。康叔有长子伯髦父随父分封于卫,幼子康季留在畿内承绪康氏,有“康季鼒”为证,1944年前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的周家桥(系周城旧域)。而毛氏也类似,周公、成王分封毛叔郑(冉季)之次子“仲旄父”派氏为毛,分封其之长子为芮伯,故毛氏一脉称其祖先为毛叔郑,芮伯一支称其祖为冉季载。

西周时期的这种元子就封于畿外、次子食采于畿内以相王室的做法可能是一种惯例、制度。元子别祖为诸侯后,次子一般承继大祖氏姓而为宗子。冉季载的情形有些特别,因是文王嫡幼子,又是武王、周公嫡亲幼弟。冉季载的子嗣均未封于外。长子芮伯封于千阳,次子仲旄父受封于盩厔,幼子南季受封于郿,皆在西土宗周畿内。故冉季载又称为毛叔郑、“爯季载”(爯、冉、芮或都是通假字)、南季载(《白虎通》记载,文王第十子叫南季载)。

诚然,史学研究全赖于前辈学者锱铢必较于历史材料里的点点真实发现,虽亦导致了众多的异说烦然,却也使后继学人不至于抱残守缺,无所用心,致使先人事迹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昔司马子长“拾遗补阙,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固已伟矣,然受其历史局限,其所遗漏者亦多矣,如《世家》文字中,多阙各氏先周诸公世系史迹,召、周、毕等氏族在畿内分封派衍情形几乎没能提及,周初最重要的王室成员文王嫡幼子冉季载(武王克商大典上手奉代表上天明命的“玄水”之毛叔郑)的世家文字更是付之阙如,不能不说是件令后人很是抱憾的事情。


考稽古文献和出土金文,知文王嫡幼子爯季载即毛叔鄭也。爯季因是周室小宗,有嗣祖守奠之责,故子嗣皆没外封东土,终西周二百八十一年间,均食采西土畿内,供职王室。自毛叔鄭(爯季载)以下,司徒、司空、大正、周六师统帅等王官卿士要职皆由毛氏子嗣交替任职。至于厉、宣、幽,更为太宰、太师、尚书,王权专命,政由己出。可谓"肃肃王命,毛氏将之。邦国若否,毛氏明之。"概因毛氏一族是文武懿亲,世代忠良保乂王家故也。殆逢遭幽王之乱,平王东迁,毛氏族因本封绝灭,食采东土畿内向地(今济源),以至于毛伯卫替王求金被讥,毛伯舆与王叔陈生争政被嘲,毛伯得佐助王子朝争位者被褫夺爵位封地。昔日文武周王懿亲一脉,竟沦为"荜门闺窦"之姓,以至青史淹没于黄土,司马迁公《世家》失记毛父叔鄭一族,亦甚可哀也。

上述这段话正是哲这么多年来对毛氏族历史研究的总括认识,其中有说到毛氏东周时期采邑在河南济源。当然在我的其他研究文章中,也曾多处提及,尤其是在2014年鸡泽毛氏文化研讨会上,我在讲演中着重提到了此观点,率先向宗亲们、与会专家们表述了毛氏东周采邑济源说。由于受会议进程时间的限制,有关东周采邑在济源的考证没有深入讲演下去,如今觉得有必要系统地作个论述,来详细论证这一观点,希冀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

谈到历史考证研究,往往存在一些比较有趣的情形。古代学人中有些是穷经皓首,可所研所得无非寥寥,病在于能博而不能约,能识而不能断,能集而不能思。哲谓之研史三病。如论及毛叔郑,马融、王肃并云叔郑为文王庶子,而杜预、阎若璩则认为是文王嫡子。此公案一讼千年,至于班簋铭出,哲正是依据《班簋》铭刻有毛公“受京宗懿釐,毓文王王姒圣孙”的文字,才断言毛氏为文王嫡子嗣,始祖叔郑正是文王嫡子。前面所说的马、王、杜、阎等学者可以说是受限于历史的局限,未能受益于班簋铭的发现,然则70年代《班簋》铭再现后,国内外研读班簋的学者亦不少矣,然则能指说此处奥妙者亦是寥寥。故考据材料固然是不厌其多,然关键还在于唯有用心思考方有所得。

既明了叔郑为文王嫡子,重新检视典籍就能有所发现,《书顾命》中,毛公职任司空。而司马迁《史记》记载说,冉季、康叔皆有训行,于是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冉季为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左传定四年载,冉季亦曾为司土(徒),即“聃季授土,陶叔授民。”这就是说在西周初,先后任司徒、司空职位的正是文王嫡幼子冉季。《书顾命》中芮伯为司徒,地位不亚于召公之下。毛公为司空。所以芮伯、毛公极有可能是冉季载之子。

哲在《西周“中旄父”考证》一文中详细考证了《逸周书•作雒解》周公“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的中旄父就是冉季次子,且因父子同戍管(郑)地,而被称为毛叔郑。冉季载又被称谓毛叔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次子中旄父代管叔而驻扎阑地(即管地)。管叔被殺后,封邑或改称郑或鄭地。因周公、成王周初大肆封建,文武周王的子、孙在周初被分封为不同的氏姓。中旄父被分封派氏为毛,故当时的人称谓其父为叔鄭,或毛叔、旄叔、毛叔郑。在班簋铭里,成王直接称谓为“毛父”。

所以说,历史研究不但需要广博多闻,还需要集而能思。有趣的发现需要科学的严密推理和有效的证据链构成。当然对历史材料的审阅还需要深厚的古文字学、地理学、古代天文历算常识等的娴熟掌握。哲提出的毛氏东周采邑济源说就得益于对左传中苌弘对毛得杀过这一历史事件的一段评语的重新审视,让哲坚定地认为,古人早已在典籍文字中告诉了毛氏族东周采邑所在,只是被我们后人忽略无视罢了。

毛得杀毛过,这个历史事件在左传中有载。当时苌弘说过一段话,就很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毛氏东迁后的采邑所在。他说:“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济,侈于王都,不亡何待!”其中对[毛得以济,侈于王都]这句话,千百年来,后世学者大多不能够正确理解。所见的多数是将“济侈”连读,将其当作一个汉语词汇来理解,认为是“增侈,更为穷奢极侈”的意思。其实是不对的,运用计算机技术检索所有典籍,先秦两汉之前,“济侈”仅存于《左传》苌弘这段话里。汉以后的书籍里几乎没有看到过“济侈”连用的援例,唯见清代学人韩泰华《无事为福斋随笔》卷上有:“厉王济侈於广陵,不亡何待!”一条,然显然其不过是仿写了苌弘的话,没有可比性。可见,“济侈”并不是个词语,[毛得以济侈于王都]需要句读分开。

正因为对此处的不够理解,古往今来的学者就很含糊地解释了过去,或者很含糊地用白话的说法解释过去了。其实这句话,让我来翻译,就是“毛得在济源这个地方,城邑的建造和生活的奢华程度胜过了王都洛阳。”所以苌弘说他不亡是没有道理的,意思是必会灭亡。这句话反过来可以证明我们毛氏,自随周平王东迁到毛伯得随王子朝奔楚失去爵位封地这段时间里,毛氏族的东周采邑地就在济源。而这个结论又恰恰可与我以前考证的《为皇父七人佞臣说翻案》一文互为佐证和补充。

《诗.十月之交》非重在刺幽王宠褒姒,而是刺卿士皇父在王室方骚、人心危惧之时,不顾君臣之义,带领族人隐退自逸,违民所望。故诗人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此才是诗旨所在。古今学者对诗中“皇父七人党”的族属少有研究,而哲研究后认为,《诗.十月之交》涉及到的卿士皇父是毛公歆之子,而司徒番、宰家伯、膳夫仲允、内史聚子、趣马蹶、师氏楀六人不是皇父子孙、就是皇父姻亲,皆在周幽王时任卿士、王官等要职,“作都于向”的正是毛公皇父家族,而向地就在济源县境。可以参见《为皇父七人佞臣说翻案》一文。

《诗.十月之交》反映的真实历史是在周幽王昏乱胡搞,不听劝谏的情形下,当时的上层贵族已颇有逃难的想法。毛公皇父“作都于向”,是预先安排归隐避难之所;周幽王九年司徒郑桓公“寄孥虢郐”之间,亦是早作东迁之计。两事相类,委实不可因皇父委政隐退而究之为佞臣。“皇父孔圣”处在于他不像郑桓公那样做了周幽王骊山之难的殉葬品,而是提前“以居徂向”,,亦表明了他对幽王昏庸无道统治的不满。

周幽王之乱,葬送了西周王朝。邰氏姜先生说:西周灭亡的宗周大战实际是同时进行的毕邰之战和骊山之战。在西部,申吕家族联合犬戎与西六师的京师、豳师和盩师激战于邰地,结果是外戚家族取胜,西周灭亡。在东部,鄫侯家族联合犬戎与西六师的洛师、镐师激战于骊山之北,结果是外戚家族战败,鄫国灭亡。两个完全相反的战争结果导致了特殊的"东西割据、双王并立"的对峙局面。

哲以为确实如此,经此一战,毕公家族基本上全族覆没,侥幸逃出的毕万只是毕公家族的一个小宗后生,后归附晋国,因战功得封魏地,得氏为魏,后子孙魏斯与韩、赵三家分晋建立魏国。召公家族、周公家族、南鄭家族、鄭桓公留守家族亦均遭受了重创,,但也背负了未能出手挽救周王室颓败的骂名,,故典籍里屡见毛氏族人与其它王族卿士争夺执政的记载。著名的就有三、四次,毛伯卫与王孙苏争权,毛伯舆与王叔陈生、周公楚争政,毛伯得佐助王子朝争位者。

《诗.十月之交》曰“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翻译成白话诗就是“皇父实在很圣明,远建向都避灾殃。选择三司作工匠,真是富豪多珍藏。”说的是毛公皇父把聪明才智全用在维护自己和家族利益上;他看到国家岌岌可危,预先安排了归隐避难之所,远远迁于东土向地并动用了三有司作向都城,而且带去了许多贵族富豪及大量宝藏。

周灵王时期,伯舆与王叔陈生因争政而讼。晋侯派使士匄(范宣子)平王室事听讼于王庭,王叔陈生的家宰说伯舆之族是荜门闰窦之人,没资格执政主宰。伯舆的大夫瑕禽驳斥道,“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骍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若荜门闺窦,其能来东底乎,且王何赖焉?”杜预注道:“平王徙时,大臣从者有七姓,伯舆之祖皆在其中,主为王备牺牲,共祭祀。”哲曾撰“七姓从王与毛氏伯舆”,已力证伯舆正是我毛氏。

周幽王灭亡后,周无王九年,属于二王并立时期,宜臼在申,余臣在虢,都不在王都,也都未能得到诸侯的普遍承认。晋文侯十九年,“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将宜臼接到晋都京师尊立为平王。三年后,晋文侯杀携王,秦晋两军始护送平王迁洛邑。晋国的少鄂、京师在今山西乡宁县境,故在晋的西土逃难贵族及王室徙迁洛邑,济源是必经之地,而毛氏族在毛公皇父为族人择居的向地“主为王备牺牲,共祭祀。”亦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想而知,毛氏族当时应该向周平王赠送了不少礼器和财富,“牲用备具,王赖之”也,所以周平王亦消弭了因毛公家族委政自逸,于王室有难时未曾出手相助的怨念。而赐之骍旄之盟,约定毛氏族世代任职王室,“曰:世世无失职”。盟誓“世世无失职”更多的意思在于周王室希望毛氏族今后不再出现毛公皇父那样委政自逸置国难而不顾的情形再次发生。

《诗.十月之交》以及伯舆争政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载从侧面反映了毛氏事实上是早于周平王东迁就来到了东土济源向邑,经过数十年的经营,到平王东迁时应该是相当富足的。左传庄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史载“纣王无道,殷祚将终,向挚负典而归周。”武王克商后封向挚于向城,为周向国,济源的古向城应是商朝太史向挚的封地。毛公皇父作都于向,是在古向城基础上的扩建。应该建有毛氏族先祖宗庙,故可称呼都城。从周幽王五年(公园前777年)毛公皇父始营向邑,到毛伯过、毛伯得这一代(公园前),期间毛氏在向地生活了繁衍了260余年,累积了大量的财富,城市的规模和奢华是可以想象的,故苌弘认为毛得在济,生活奢华、城市规模超过了王都,是僭越礼制,肯定会招致灭亡。

关于东周王畿的范围,古今学者有过研论,清顾栋高在《春秋列国疆域表》中说:“东迁之后,王畿疆域,尚有今河南、怀庆二府之地,……”陈槃说的更为具体:“王城洛邑,畿内方六百里。……尚有今河南之……沁阳、济源、修武、武陟、孟、温……十六县”。其实东周王畿的范围就是古南阳地区+黄河南岸的一部分,所以毛氏族采邑在济源县境是比较符合历史的。

济源是东周畿内地,这个在历代济源县志里都有提及。境内采邑封国众多,《济源市志》记载有原国(今庙街一带)、樊国(即阳樊,今城西曲阳或城东南裴城一带)、向国(今坡头乡左山一带)、单(檀)国(今坡头乡泰山一带)、苏国(城北)和絺邑(城东)。还有召公采邑(今邵原南)、毛公采邑(今毛田)。春秋有原、樊(阳樊)、单(檀)等诸侯小国和向、絺、苗(今封门口南一带)等城邑。

关于向地所在,清乾隆二十六年刊本《济源县志卷一•沿革》载:周代济源境内有原国、樊国、向国。向国在“今县西南五十里南山西曲,地名左家山。”然《济源县志卷二•古迹》载“向城…《扩地志》云在怀州古河阳县西北四十里”。考古河阳县故城在今孟州市槐树乡桑洼村,左家山在其正西而非西北,似可存疑。又《水经注卷七.济水》中说“湨水又东南流,天浆涧水注之。水出轵南皋向城北,城在皋上。俗谓之韩王城,非也。京相璠曰:或云今河内织西有城,名向,今无。杜元凯《春秋释地》亦言是矣。盖相袭之向,故不得以地名而无城也。阚駰《十三州志》曰:轵县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即周向国也。《传》曰,向姜不安于莒而归者矣。汲郡《竹书纪年》曰:郑侯使韩辰归晋阳及向。二月,城阳、向,更名阳为河雍,向为高平。即是城也。其水有二源俱导,各出一溪,东北流,合为一川,名曰天浆溪。”从郦道元的记载看,古向城应该是“天浆溪”的上游“天浆涧水”左近,大致在今天的轵城镇以南偏西的山坳上。

《水经注》中没有把济源县城作为参照物,是因为《水经注》成书于北魏时期,当时还没有济源城,后来设置的济源城范围内有原城、阳城、轵城等。从湨水的走向看,基本上在原城、阳城、轵城左近廻绕着或东北向流或东南向流而逶迤注入黄河。和坡头乡左山一带相距甚远,可以说向城不大可能在“今(济源)县西南五十里的左家山。”《路史》引郦元云:“轵南四十五,向城。”以水经注原著比对,似乎《路史》引用有误,正确的应是“轵南皋十五,向城。”皋,水边的高地。阚駰说“轵县南山西曲有故向城”,也可理解为轵县南皋西曲有故向城。故哲以为,古向城应该就在今天的济源市轵城镇以南的黄龙庙村,村西有地名西河,或即是“西曲”。其地距离轵城镇6公里左右,魏晋时期的一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400米左右,折合魏晋时期的古里大概15里。距离河阳古城(今孟州市槐树乡桑洼村)大致16公里,折合魏晋时期的古里大概40里,且正是在西北方向。可以说和载籍记载基本重合。曲,也是流水别称也,而毛氏族历来以西河堂为号,不知是否和“轵县南山西曲”的地名记忆有关。

清《济源县志卷二•古迹》又载,“芮伯采邑,即周芮伯,在今芮村。毛公采邑,即周司空,在今毛田村。邵伯采邑,在今邵原南。”而在黄龙庙村左近恰恰有个毛田新村,不知是不是县志记载的毛田村。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载:毛公冢位于济源市西南约75公里的邵原镇毛田村南,坐落在黄河北岸的沙滩地上,地表之上多是沙土,看不到夯土层。现存土冢直径约60米,高8米。据现场调查,现存土冢约为原冢的三分之一,但因地面无任何遗物,表面被沙土覆盖,是否为墓冢及其时代尚无法判明。该处的确切内涵,尚需进一步的工作才能得出结论。

又《读史方舆纪要》:济源县之王屋城“在县西八十里,周召康公邑”。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吕文郁说:“其地与垣曲相近,但非召康公邑,而是东迁之后召氏之邑。”然哲以为,邵原是否是召康公子孙的采邑还是值得商榷的。邵原镇毛田村是毛氏采邑的可能性亦并不大,极有可能是毛伯得卷入王子朝夺位之争失败后,有部分毛氏族先祖会同邵氏族人、原伯后人从轵关陉避走西土时的孑遗。据史料记载,邵氏族、原伯鲁都曾卷入了王子朝夺位之争的王室战事,且与毛伯得、。

《济源县志》又记载:周宣王元年,宣王封仲山甫为樊候,即樊国。地在济源城西曲阳或城东南裴城一带。哲在以往文章中亦详细考证了仲山甫就是我毛氏先祖,或是毛公歆父之子。历史真实是樊侯是仲山甫的儿子,周宣王把樊地封给其子,故需要别出为氏。《史记•晋世家》注解:“阳,邑名,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阳樊”。《诗大雅》:「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又「仲山甫徂齐」,可见仲山甫帮助儿子樊侯是在济地筑城,而非先儒所称的在齐国筑城。哲以为,阳樊在济源西南的曲阳故城。济源城东南裴城一带是周大夫樊仲皮后裔派氏后的采邑。《左传》中记载的周朝大夫樊皮,就是仲山甫的儿子樊侯的后代,樊仲皮排行是老二,其子孙以王父字为氏。皮氏系出樊氏,可上溯到济源的阳樊,所以,后世皮、樊两个姓氏自认是一家。从理论上来说,樊氏、皮氏皆是由毛姓别出。可见毛氏家族营造济地,历史源远流长的很,在周宣王时候就已经略济源了。毛公皇父择居向地作都,也算是渊源有自。

综上所述,毛姓的始封者是周文王嫡系幼子毛叔郑,又名冉季载。其后裔世代在朝为公卿。始封地在陕西省扶风县,在那儿出土有铜器铭文为证。东迁后封邑在济源。学者根据《济源县志》相关记载和《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所载毛公冢的位置所在,推测毛公采邑在济源县城西南70里的毛田村这一结论并不准确,真实的毛公采邑或在古向城左近。古向城在今济源市轵城镇以南的黄龙庙村左近,而非清《济源县志》所说的在左家山。

 

 

毛家小子天哲识于浙江金华

二〇一六年九月九日草

来源:騰訊空間 作者:毛天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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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有遇老子,说:唉,吾瞧毛天哲这孩子亦是蛮可怜的,老是写那长篇大论的历史考证文章,发到博客、微信朋友圈里也没多少人看,更别提友情转发了。是不是咱们帮帮他,才好。老子说:天哲那孩子我知道,他喜欢与吾等古人对话。然其欲证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斯言犹在耳。天哲欲与之辩论不得,惟成文章。班固不亦有预言乎,"夫图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圣孚也。"且夫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哲作文,惟愿四知尔。孔子问曰:"何为四知?"老子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孔子曰:"善!"


本文小编:毛子玠 (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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