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 | 薛海平：家庭资本与教育获得：影子教育的视角

近二十年来，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影子教育”的课外补习在中国发展迅速，影子教育正日益成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并可能成为家庭资本代际继承的新中介，但鲜有实证研究探讨家庭资本、影子教育获得与学校教育获得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CEPS 2014），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家庭资本对教育获得影响的双通道机制，全面揭示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双重社会再生产作用。为了限制家庭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打破阶层固化并促进社会正常流动，政府需要改变对影子教育放任自流或引导不力的状况，重新认识家庭资本影响教育获得的作用机制，采取必要措施管控影子教育对学校教育公平政策的冲击，向家庭资本低且成绩落后的学生提供政策支持以抑制教育的社会再生产作用并促进教育跨越代际效应的发挥。

家庭资本；教育获得；影子教育；社会再生产；教育公平

教育机会获得是教育公平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其核心问题是，家庭背景对子女的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怎样的作用？其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了家庭的社会、文化、，结果大多显示家庭资本对子女学校教育机会获得具有重要影响，家庭资本越高的学生获得学校教育的机会越多且越优质。[1]-[6]近二十年来，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影子教育”的课外补习在我国发展迅速，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竞相参加课外补习活动以提高学习成绩或增长才艺，以期在未来的升学和就业竞争中获取优势，学生的教育竞争也因此从校内扩展到校外，从学校教育体系延伸到影子教育体系。影子教育正日益成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并成为代际继承或流动的新中介，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途径。[7]过去的研究只关注家庭资本对学校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很少关注家庭资本通过影响影子教育机会获得进而影响学校教育机会获得的作用机制，结果很可能低估了家庭背景对子女学校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也没有完整揭示当前教育的社会再生产作用。本文将探讨家庭资本对我国初中学生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获得的双重影响，全面揭示家庭资本、影子教育获得与学校教育获得的关系，本研究视角将拓展家庭资本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研究，深化对教育的社会再生产作用机制的认识，研究结论将为促进义务教育乃至社会公平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全文分八部分，下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相关实证研究；第三部分介绍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和变量；第四部分构建家庭资本对教育获得影响的机制；第五部分统计分析家庭资本与影子教育机会获得；第六部分统计分析家庭资本与学校教育机会获得；第七部分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家庭资本对教育获得影响的双通道机制；第八部分归纳研究结论、展开讨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美国学者科尔曼（Coleman）认为，家庭环境或者家庭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主要是指由物质领域的变革所创造并促进生产发展的资本；人力资本是指人所拥有的能够改变社会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社会资本是存在于人际关系网络中能够作为资产的社会资源结构。就教育来说，他将社会资本大致区分为家庭内的社会资本和家庭外的社会资本。其中，“家庭内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家庭内的亲子关系、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关注、期望、支持、投入与参与等等；“家庭外的社会资本”主要指父母在社区内的人际关系，包括与邻居的相处、与子女教师的联系以及与子女朋友家长的关系等等，这些人际关系网络的互动越频繁、强度越大，表示社会资本越高，就越有助于子女获得较高的教育成就。[8]

法国学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最早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资本是社会各阶级和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气质以及文化背景的总和，是一种有别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基于对文化资源的占有的资本。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父母，通常会更加重视子女接受教育的状况，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和家庭文化氛围，使子女养成较好的学习习惯，进而使其子女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身体化的形态；二是客体化的形态；三是制度化的形态。[9]

边燕杰、吴晓刚和李路路在对我国转型研究的展望中总结说，，、权力、资源以及由此而来的威慑力、影响力，所以研究中设计的指标包括党员、干部职位、前干部身份。在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中，。[10]

李春玲在分析家庭背景与教育机会获得时，提出家庭背景主要包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收入水平）、文化资本（父亲的文化水平）、。她认为前三个资本是大多数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11]

蒋国河、闫广芬在总结科尔曼与布迪厄的家庭资本的基础上提出家庭资本的概念，家庭资本主要包括家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主要是布迪厄文化资本和科尔曼人力资本的整合，而家庭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家长的社会网络资源以及家长对子女学习的参与程度等方面的内容。[12]刘志民、高耀在讨论家庭资本与社会分层的关系时提出，家庭资本是从社会资本的概念中衍生出来的。家庭资本之所以是一种影响人们行动的资本，是因为它能够为个人的行动提供各种有用的资源。进而提出家庭资本在教育中可以近似地理解为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是能够为高校学生所利用以实现某些“工具性目的”的家庭背景。家庭资本主要包括的内容为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13]

坦塞尔（Tansel）和波尔坦（Bircan）考察了土耳其中小学生家庭背景因素对课外补习获得影响，结果发现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对学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有显著影响。[14]吉拉尼（Jelani）和陈（Tan）分析了马来西亚小学生家庭背景因素对课外补习机会获得影响，结果发现学生家庭收入对家庭课外补习机会获得有显著影响。[15]马克（Mark Bray）等人采用“跨栏模型”（Hurdle model）分析了香港中学生家庭课外补习机会获得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母亲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家庭资本因素对学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有显著影响。[16]达比（Darby Southgate）利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Student Assessment，PISA）数据分析了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与课外补习参与率的关系，发现21个国家的学生家庭SES与课外补习机会获得之间存在正比例影响关系。[17]

薛海平和丁小浩对我国城镇学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家庭经济收入、户主受教育程度等家庭资本因素对城镇学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有显著影响。[18]薛海平另一项研究发现，父亲学历以及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对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是否参加课外补习有显著正影响，父亲学历越高，孩子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也越高，家长教育期望越高，孩子参加课外补习可能性也越高。[19]楚红丽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收入、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长的教育期望等家庭资本因素显著影响课外补习发生的概率。[20]曾满超等人的研究结论显示家庭背景因素会对初中学生课外补习的选择产生显著影响。[21]洪岩壁和赵延东考察了家庭各类资本对我国城市义务教育在校生课外补习机会获得影响，发现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义务教育在校生是否参加影子教育具有显著正影响。家长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其孩子参加影子教育的概率显著高于家长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家庭人均月收入越高，其孩子参加影子教育的概率也越高。家长职业在中下层和中上层的孩子参加影子教育的概率显著高于家长职业在底层的孩子。[22]

从已有文献来看，学者关于家庭资本内涵和分类以及家庭资本对学校教育机会获得影响的研究比较多且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这些研究结论大多显示家庭资本对孩子学校教育机会获得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影子教育的兴起，学者关于家庭资本对影子教育机会获得影响的研究近年来才开始出现，且侧重于研究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影子教育机会获得影响，。当前，家庭资本对学校教育获得影响可能有两条途径：直接途径是家庭资本影响学校教育数量和质量获得，间接途径是通过影响影子教育获得进而影响学校教育数量和质量获得。已有研究探讨了家庭资本对学校教育获得的直接影响，鲜有研究探讨家庭资本通过影子教育对学校教育获得的间接影响，因此很有可能低估了家庭资本对子女学校教育获得的影响，也没有完整揭示当前教育的社会再生产作用机制。本文将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探讨我国初中生家庭资本、影子教育与学校教育获得的关系，完整考察家庭资本对学校教育获得影响的直接和间接路径，全面揭示教育的社会再生产作用机制。

根据已有文献研究，学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家庭资本进行了分类，具体有如下五类家庭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内社会资本和家庭外社会资本。家庭内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家庭内的亲子关系，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关注、期望、支持、投入与参与等等；家庭外的社会资本主要指父母在社区内的人际关系，包括与邻居的相处、与子女教师的联系以及与子女朋友家长的关系等。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身体化的形态，体现为人们身心中根深蒂固的性情倾向；二是客体化的形态，体现在那些文化物品（如书籍、词典等）之中；三是制度化的形态，体现在那些特定的制度安排（如学历制度 ）上。人力资本是人所拥有的能够改变社会的知识水平和能力，通常通过受教育水平测量。经济资本通常通过家庭经济收入水平测量。、权力、资源以及由此而来的威慑力、影响力，在我国的实证研究中，。

由于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有重合之处，因此本研究将家庭资本分为四大类：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分为家庭内社会资本和家庭外社会资本。家庭内社会资本通过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父母检查子女作业频率以及指导子女功课频率测量；家庭外的社会资本测量主要借鉴李春玲职业分层研究，1将学生父母职业分为上、中、下三层，取父母一方中最高职业分层作为学生家庭外社会资本测量指标。 [23]文化资本用父母最高学历和除课本、杂志外的家庭藏书数测量。经济资本用家庭经济状况测量，家庭经济状况分困难、中等、富裕三个水平。，、、群众三类。

本研究使用数据全部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执行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简称CEPS）。该数据中本研究统计分析采用的变量说明见表1。本文中的课外补习主要是指为提高学生学业成绩而进行的正规学校教育外的学术类课程补充性教育活动，也包括了旨在提高学生才艺能力的兴趣类课程校外培训，这两类活动均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升学和就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该数据中初中生样本数为19，487名。

根据已有文献研究，家庭资本对学校教育获得和影子教育获得均有重要影响，而学校教育获得和影子教育获得之间又可能互相影响。为了更加清晰地揭示家庭资本影响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获得的机制，借鉴李煜对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研究[24]以及刘志民、高耀对家庭资本影响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获得的作用机制研究[25]，本研究画出了家庭资本影响教育获得的双通道机制理论模型（见图1）。首先，将家庭资本影响教育获得从而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机制归纳为直接通道和间接通道两类，其中，直接通道作用（图中实箭头）指家庭资本因素通过一系列作用机制，占据初中学校教育机会优势，直接影响高中和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过程；而间接通道作用（图中虚箭头）主要指家庭资本通过一系列作用机制，占据初中影子教育机会优势，间接影响高中和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过程。其次，家庭资本的直接通道作用和间接通道作用相互交织，如初中学校教育机会优势会影响初中影子教育机会获得，而初中影子教育机会获得又会影响初中学业成就进而影响高中和高等学校教育机会获得。再次，无论是直接通道还是间接通道影响，本质上是一种资源排斥，即优势阶层家庭利用其家庭资本优势，在升学和择校中降低竞争激烈程度，或将部分竞争者排斥在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竞争之外，甚至垄断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机会。这种排斥具体体现为经济资源排斥、特权资源排斥、资源隐性排斥和文化资源排斥四种类型。

第一，经济资源排斥。这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排斥方式，主要是通过家庭经济资本实现资源排斥。这种排斥在教育方面的主要表现有：家庭资本充裕的子女一般也享有品质较好的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资源；富裕家庭的子女如果在考试中失败，可以通过缴纳赞助费、择校费等方式直接进入好的学校，还可以通过购买影子教育服务以提高考试成绩间接进入好的学校，这本质上是以家庭经济资本换取优质教育资源。而对于社会下层子女而言，随着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成本不断提高，可能会出现“考得起，上不起”以及没钱购买影子教育服务的现象，这也是经济资源排斥的一种表现。家庭经济资本可以通过直接的影响实现经济资源排斥。近年来，随着各地就近入学政策的严格实施，富裕家庭子女通过缴纳赞助费、择校费等方式直接进入好学校的机会日益受限，义务教育、中职教育免费制度和学生资助制度的建立也大大减少了下层子女“考得起，上不起” 现象，学校教育内优势阶层利用经济资源排斥弱势阶层的作用日益被控制，但为了维持竞争优势，利用影子教育发挥经济资源的排斥作用将日益受到优势阶层重视。

第二，特权资源排斥。主要指在教育制度设计中通常特别为某些权贵阶层预留位置，优质教育资源的设置常常偏向某些具有特权的阶层。比如，在大多数地区，某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附属教育机构大都质量较高，而这些阶层的子女理所当然地进入这些学校学习。因此，党政干部、企事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等优势阶层无疑在占有学校教育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其子女一开始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学校教育资源。优势阶层通过特权资源排斥弱势阶层主要存在学校教育领域，。近年来，随着一些地方共建政策的取消，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与附属教育机构被剥离，学校教育体系内优势阶层通过特权资源排斥弱势阶层的作用也将日益减小。

第三，资源隐性排斥。主要是指在升学和影子教育决策时，因为低阶层家庭子女对升学风险承担能力差或对教育预期收益评估低，一些人会过早退出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竞争。隐性排斥不是因为没有能力支付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的直接成本，而是觉得相对机会成本太大。它是在机会均等的名义下，使低阶层家庭基于理性选择，在自愿的表象下隐秘地被排斥在竞争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机会之外。资源隐性排斥通过家庭社会资本作用实现。

第四，文化资源排斥。主要是指在升学和影子教育决策时，因为父母学历较低和文化资源贫乏的家庭不太重视子女教育，这些家庭中父母和子女对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的预期收益评估低，因此一些人会过早退出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竞争。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教育公平政策的推行，经济资源排斥和特权资源排斥作用日益受到限制，利用文化资源排斥作用将日益受到优势阶层重视。

上述分析表明，家庭资本正是依靠各种资源排斥作用，将父母自身家庭资本优势通过学校教育直接通道和影子教育间接通道将初中学校和影子教育机会优势转变为子女学业成就优势，进而影响高中和高等教育获得，最终引发不同家庭资本学生在就业机会和就业结果上的社会分层。在家庭资本代际继承过程中，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均发挥了重要的通道作用，从而建立起了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双重社会再生产机制。在这种教育双重社会再生产机制下，社会阶层将不断被复制，社会流动将被阻断，最终导致阶层固化，难以实现正常的社会流动。

由于家庭资本的差异，我国初中生获得影子教育的机会也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见表2。

父母最高职业处于上层的学生参加影子教育比例为72.0%，远高于父母最高职业处于中层的学生比例（47.1%）和下层的学生比例（25.3%），表明家庭外社会资本越高的学生，参加影子教育的比例越高。总体上看，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水平期望较高的家庭，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也较高。父母检查作业频率和指导功课频率越高的家庭，学生参加影子教育的比例也越高。这些显示家庭内社会资本越高的学生参加影子教育的比例越高。从家庭文化资本来看，学生参加影子教育的比例随着父母学历上升而上升。课本、杂志外的藏书越多的家庭，学生参加影子教育的比例也越高。上述结果显示家庭文化资本越多的学生参加影子教育的比例也越高。家庭经济富裕的学生参加影子教育的比例（68.1%）明显高于家庭经济中等的学生参加影子教育的比例（50.2%），远高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参加影子教育的比例（31.5%），表明家庭经济资本越多的学生参加影子教育的比例也越高。..1%），.2%），。

由于家庭资本的差异，我国初中学生获得学校教育的机会也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见表3。表3显示家庭内社会资本越高的学生获得初中学校教育质量越好。从家庭文化资本来看，学生进入排名最好学校的比例随着父母学历上升而上升，父母最高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的学生进入排名最好学校比例（52.0%）是父母最高学历为文盲、半文盲学生进入排名最好学校比例（14.1%）的3倍多；课本、杂志外的藏书越多的家庭学生进入排名最好学校的比例也越高，上述结果显示家庭文化资本越多的学生获得初中学校教育的质量越高。家庭经济富裕的学生进入排名最好学校的比例（32.6%）明显高于家庭经济中等的学生进入排名最好学校的比例（24.4%），远高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进入排名最好学校的比例（13.3%），表明家庭经济资本越多的学生获得初中学校教育质量越高。...9%），。

为了检验家庭资本影响教育获得的双通道机制，要对家庭资本、学校教育机会获得、影子教育机会获得、学生学业成就等多个因素之间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进行复杂的路径分析，对此，传统的各种计量方法已经无能为力，而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正好可以解决这个难题。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简称SEM）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现代社会科学中有些变量（如社会资本）难以准确和直接测量，这种变量被称为潜变量。对于这些潜变量，多数传统的统计方法通常是用一些外显指标去间接测量，这种方法将导致测量误差。而结构方程模型则能弥补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因为它可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并容许自变量及因变量包含测量误差；它既可研究可观测变量，也可研究不能直接观测的潜变量；它不仅能研究变量之间的直接作用，还可研究变量之间的间接作用，通过路径图直观地显示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者可以构建出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验证这种结构关系是否合理。[26]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家庭资本对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获得影响，检验家庭资本对教育获得影响的双通道机制。

基于上文中构建的家庭资本影响教育获得的双通道机制理论模型，根据结构方程模型技术和数据集中可获得的变量，本研究构建了家庭资本影响教育获得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2。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是递归的，样本量为19，487。模型拟合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除CMIN/DF=43.92>5外，其他各项拟合指数都达到了很好水平，表明模型能够与实际观测数据较好拟合，建立的家庭资本影响教育获得模型是一个良好的理论假设模型。CMIN/DF>5拒绝理论模型的重要原因在于本模型统计分析中学生有效样本量很大。当样本容量N很大时，与数据拟合很好的模型都会被拒绝，所以一般不能单靠卡方检验来决定模型的去留。[27]模型的比较不应以拟合指数为主要依据，而应当考虑模型所描述的各变量间关系合理性，以及参数的估计是否恰当（如相关系数不能大于1，误差方差不能是负数）。[28]本模型所描述的各变量间关系具有合理性，参数估计也比较恰当。因此，本研究决定采用该模型检验家庭资本对教育获得影响的双通道机制问题。

各潜变量和显变量模型回归系数统计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家庭经济资本、，表明家庭上述资本占优势的学生进入较好初中学校的可能性更高。家庭外社会资本对学校排名有显著负向影响，这与本研究预期结论不吻合。家庭经济资本、，表明家庭上述资本占优势的学生选择参加学术类影子教育的可能性也更高。家庭内社会资本对影子教育机会获得影响不显著，而家庭外社会资本对影子教育机会获得有显著负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家庭外社会资本丰富的家庭预期能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帮助其子女获得更好的学校教育和就业机会，因此对参加影子教育热情不高。学校排名对影子教育机会获得有显著正影响，显示好学校的学生更可能去选择参加学术类影子教育。家庭内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影子教育对学习成绩有显著正影响，表明参加学术类影子教育有助于提高学习成绩。

国内外有大量学者研究了家庭资本对学校教育获得影响，有少数学者研究了家庭资本对影子教育获得影响，鲜有学者探讨家庭资本、学校教育获得、影子教育获得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探讨了家庭资本、学校教育获得、影子教育获得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

1. 由于家庭资本的差异，我国初中学生获得初中学校教育质量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

2. 由于家庭资本的差异，我国初中学生获得影子教育的机会也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家庭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

3.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家庭资本影响教育获得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家庭资本对教育获得影响存在双通道机制，即家庭资本一方面会直接影响学校教育机会获得，另一方面会影响影子教育机会获得。家庭资本的直接通道作用和间接通道作用相互交织，如，初中学校教育机会获得会影响初中影子教育机会获得，而初中影子教育机会获得又会影响初中学业成就进而影响高中和高等学校教育机会获得。

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家庭资本对我国初中生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获得均有重要影响，优势阶层家庭利用其家庭资本优势，通过各种资源排斥机制，占据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机会优势。如何理解上述结果？拉夫特瑞（Raftery）等人的“最大化地维持不平等理论”（简称MMI）[29]和卢卡斯（Lucas）的“有效地维持不平等”理论（简称EMI）[30]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释。根据MMI理论，当没有普及高中和高等教育时，不同阶层家庭子女所获得的高中入学机会是有差异的，这时候的初中教育竞争的核心在于能否获得高中入学机会优势。而根据EMI理论，当高中教育已普及时，由于我国高中教育发展不平衡，城乡和校际之间教育质量的差距比较大，初中教育竞争的核心围绕着高中教育的质量而出现。2014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6.5%，[31]表明我国高中教育总体上已经进入普及阶段，有别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实行“就近入学”的政策，当前我国高中招生主要依据入学考试成绩，初中学生教育竞争的核心是拼考试成绩以考入好的高中。城乡和校际之间初中教育质量的差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高中入学考试成绩。已有许多研究表明具有较多家庭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有更大的机会进入城市和较高质量的初中学校，拥有较多家庭资本的优势阶层子女在获取好高中入学机会竞争中已经处于优势地位，但为了维持和扩大这种竞争优势，拥有较多家庭资本的优势阶层又去寻求投资于学校教育之外的影子教育，以开辟家庭资本影响教育获得的另外一条通道，影子教育将帮助优势阶层子女提高考试成绩，这些将有助于维持和扩大优势阶层子女在获取好高中入学机会中的竞争优势。家庭资本影响初中学校教育质量的差异已让弱势阶层子女在高中入学教育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家庭资本影响影子教育机会的差异进一步维持和扩大了弱势阶层子女在高中入学教育竞争中的弱势地位。

上述分析表明，家庭资本依靠各种资源排斥作用，将父母自身家庭资本优势转化为子女的初中学校和影子教育机会优势，并通过学校教育直接通道和影子教育间接通道将初中学校和影子教育机会优势转变为子女学业成就优势，进而影响高中和高等教育获得，最终引发不同家庭资本学生在就业机会和就业结果上的社会分层。家庭资本因此从父代传递到子代，实现了资本的代际继承。在家庭资本代际继承过程中，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均发挥了重要的通道作用，从而建立起了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双重社会再生产机制，社会阶层将因此而不断被复制，社会流动将被阻断，最终导致阶层固化。近年来，我国政府为了推进义务教育公平，缩小城乡和校际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采取了许多措施，如限制“择校”行为和“共建”入学行为，上述学校教育公平政策的推行弱化了家庭资本影响学校教育机会获得的能力，削弱了优势阶层子女在获取好高中入学机会中的竞争优势，促进了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由于政府没有对影子教育进行实质性干预，为了继续维持竞争优势，拥有较多家庭资本的优势阶层将更加依赖于影子教育这条通道以影响学校教育机会获得，家庭资本通过影子教育实现资本代际继承的能力将被大力强化。

教育在现代社会的流动中扮演一种双重角色，它既是社会流动的动力来源，也是优势阶层实现地位继承的手段。限制家庭资本对教育获得影响，发挥教育促进社会流动功能是世界各国政府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职责。基于本研究主要结论和讨论，本研究的主要政策启示如下。

1. 政府需要改变对影子教育放任自流或引导不力的状况，重新认识家庭资本影响教育获得的作用机制，高度重视影子教育在家庭资本代际继承中的通道作用，坚持学校教育体系和影子教育体系一体化治理，采取必要措施管控影子教育对学校教育公平政策的冲击，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公平和社会平等。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基础，而义务教育公平则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比较重视学校教育社会再生产作用导致的教育公平问题，在学校教育体系内采取了许多教育公平政策以削弱家庭资本对学生学校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学校教育内优势阶层利用各种家庭资本排斥弱势阶层的作用日益被控制，为了维持竞争优势，优势阶层日益重视利用影子教育以排斥弱势阶层实现家庭资本代际继承，建立起了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双重社会再生产机制，严重削弱了政府教育公平政策成效，损害了社会平等基础。当前，各级政府可能基于选择影子教育是学生和家长的权利以及影子教育活动主要是一种市场行为的逻辑，没有充分意识到影子教育机会获得与学校教育机会获得的相互影响，影子教育处于放任自流或引导不力的状态，学校教育公平政策的积极效果被抵消，教育不公平和社会不平等日益扩大。因此，政府需要改变对影子教育放任自流或引导不力的状况，重新认识家庭资本影响教育获得的作用机制，高度重视影子教育在家庭资本代际继承中的通道作用，坚持学校教育体系和影子教育体系一体化治理，采取必要措施管控影子教育对教育公平政策的冲击，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公平和社会平等。

2. 政府应该向家庭资本低且成绩落后初中生提供政策支持以抑制教育社会再生产作用并促进教育跨越代际效应功能的发挥。在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双重社会再生产机制下，社会阶层将不断被复制，社会流动将被阻断，最终导致阶层固化，难以实现正常的社会流动。为此，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抑制教育社会再生产作用并促进教育跨越代际效应功能的发挥。具体来说，政府可以采取如下措施：第一，政府可以对家庭资本低且成绩落后的初中在校生家庭提供影子教育费用补贴，帮助他们获得影子教育。澳大利亚、英格兰、法国、新加坡、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影子教育当作对低分或者能力欠缺学生的一种帮助，通过补习券、补习津贴、基于影子教育投资税制优惠等措施刺激成绩落后学生的影子教育需求，[32]-[34]从而削弱影子教育对正常社会流动的不利影响。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美国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规定：“连续三年在提高学生学业成绩方面没有取得适当进步的学校需要向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教育补习服务。” [35]为了执行这一法案，美国不仅通过21世纪社区学习中心计划提供巨额经费支持，还联合了学校、社区、公司等多方力量。 [36]其结果是，虽然近年来各收入水平家庭子女的影子教育参与率都有所提升，但是上升更快的是最低收入家庭的子女。[37]借鉴国外政府相关政策，我国政府也可以对家庭资本低且成绩较差的初中在校生家庭提供影子教育费用补贴，帮助他们借助影子教育缩小与家庭资本高的初中生的成绩差距。第二，加大学校教育资源向经济落后地区和薄弱学校倾斜，帮助家庭资本低的学生获得更多的学校教育资源以削弱优势阶层子女占据的学校教育资源优势，努力促进家庭资本不同的学生占有教育资源均等化。第三，高中和大学阶段学校在招生录取时给予家庭资本低的初中生适当照顾。学校教育和影子教育双重社会再生产机制将使家庭资本低的初中生获取高中和大学入学数量和质量机会远低于家庭资本高的初中生，从打破阶层固化促进社会流动角度出发，高中和大学阶段学校在招生录取时应给予家庭资本低的初中生适当照顾，提高他们升学的机会。上述努力将有助于抑制教育社会再生产作用并促进教育跨越代际效应功能的发挥，对社会阶层间的良性循环和正常的社会流动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责任编辑：范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