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民办教师的自述：三尺讲台十年无处安放我的青春
编者按：民办教师是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是顺应时代需求而产生的一支特殊的队伍。这些民办教师大多长期工作在农村偏远山区，跟公办教师相比，他们最苦最累，付出最多，待遇却最低。但他们任劳任怨，始终默默无闻的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有的从事教学工作长达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之久，为中国农村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耗尽了自己毕生的精力。这当中，有的人幸运地转为公办教师，而有的人却至死都没能成为国家正式教师……
我至今十分珍惜的保存一张奖状，把它装在镜框里，挂在房子的正面墙上，那是我十年教学工作中得过的数百张奖状中最高级别的一张：当时地区教育局和县教育局联合颁发的“教坛新秀”荣誉奖。
一九八五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我正在村上的小卖部里看别人玩扑克，大队支书把我叫到外面给我说“咱们村小学缺一名教师，支部和村委会研究了一下，知道你在学校时学的不错，人品也好，让你去当老师，愿意的话明天开学就去报到，我都给校长说了！”。
“还说什么愿意不愿意呢!高兴还来不及哩！”我说。
“那就好，我怕你不去，前年我就来找过你，你爸说你不去！”支书说。
“我咋不知道？”我睁大了眼睛。
“过去的事就不说了，好好教，看有机会转正吗!”说完拍拍我的肩膀走了。
我当时特高兴，就跑着回家把衣服洗干净，把我久违了的笔记本、钢笔、书籍都找了出来，收拾在一起。那夜家里的人都去看社火了，我却独自在煤油灯下，在白纸上怀着无限的憧憬写下无数的“教师”、“老师”、“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字句！
第二天，我早早就去学校报了到,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都热情的接待了我，还指派高年级的学生为我打扫好了房间，我的教师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我们学校在邻村的一座庙宇院里，据说庙院原来有一棵五个人拉手才可以搂住的大槐树，树龄大概上百年了，，不过庙宇还在，就在学校院子的后面。学校有二百多个同学，五个班，包括我共八位老师，七男一女，两老六少，两个公派的，其他都是民派的，我进校就任五年级班主任，教五年级语文和三年级数学。
我以为我找到了实现我人生理想的最佳途径，因为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感觉教师职业是那么的光荣和神圣！考大学第一志愿报的就是西北师范大学，可惜，天不助我，三分之差和大学校园失之交臂。而且在进校两个月后参加了由省教委主持的名派教师录用考试，被招为正式的民派教师，我天真的想，只要我努力，总有一天会转正，做一个吃国家饭的人！
那时村级小学条件特别差，学生教室和教师宿舍都破烂不堪，从里面可以看到蓝天，一下雨到处都漏水，脸盆、水桶都用上了，叮叮当当，煞是好听！没有电，晚上在煤油灯下改作业、备教案，早上起来，一脸煤油色，鼻子挖出一堆黑泥。夏天好说，到了冬天，教室连玻璃都没有，用白纸糊着，北风一吹就破，又不保温，学生冻得瑟瑟发抖，老师也不用说。早上还要早早起来给学生生土火炉，一教室的烟强的人都睁不开眼。晚上房子冷的像冰窖，坐在桌前办公，手脚冻的都感觉麻木了。
做小学教师是个特别幸苦的工作，每天早起晚归，带低年级时还要到深沟里为学生们担洒地的水，有时还要到厕所为年龄特小的男学生解裤带，那幸苦和艰难是好多人无法想象和承受的。但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我的信念和对事业的挚爱，所任的科目每次统考都在教委所有学校的前列，多次受到表彰和奖励。
当然也有快乐和愉快的时候，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对那那一张张稚气的脸和一双双天真纯洁充满渴望的眼睛，我就想，我要努力让他们学好文化知识，将来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个时候我感觉我所从事的职业多么伟大、光荣和神圣。
当时学校两位年龄大、五十年代就当民师的老教师，他两在一起就抽着强人的老旱烟，谈论喂牛养猪过日子的事情，和我们几个年轻人聊不到一起。其他的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当时的校长和主任，他俩都是师范毕业，有文化，有活力，在他们的影响下，我那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一种宗教般的狂热和执着，就每月二十八元那么一点工资，连生活都维持不了，还订阅《飞天》、《甘肃农民报》等刊物。除过教学外，发疯似的写作，没黑没明，有时睡到半夜想起一个好的句子，就起来点起昏黄的煤油灯写起来，写好了就先拿给他两和一位女老师读，请他们提意见和修改。那是经济特别困难，买不起稿纸，就拆体育和思品等副课的教案当稿纸，信封都是用学校来的公函或退稿的信封反拆用浆糊糊起来再用的。每次收到退稿时，就有同事就开玩笑说“高老师又有投稿件的信封了！”。每次发稿件都为八分钱的邮资发愁。
说到这里要感谢那位女老师，她就住在我的隔壁，每次送信的摩托在校院一停，她就隔着房子问：“高老师，有发稿件的钱吗？”，我坚决的说“有！”，她就不吱声了，我若吞吞吐吐的说“有……吧！”，她就笑着说“怕没有吧！”，就走进来看看桌子上的稿件数量，从口袋掏出几毛零钱，她当时也是民派教师，就那么一点工资，也不容易，所以到现在我都心存感激！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无数次退稿信之后，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我陆续在《甘肃日报》、《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甘肃农民报》、《飞天》、《北斗》和县文化馆办的刊物《金钟》等上发表了近百首诗歌、散文、教学论文，还获了几个省地县级的刊物奖励，成了县教育系统小有名气的“诗人”，受到了市文联著名作家贾治龙、县文化馆馆长郭体笃等老师的关注，也常和周富元、李建荣、王天宁、韩楚歌等现已成名成家的当时县内的青年文友聚会，讨论诗歌，畅谈人生！我感觉人生那么美好，前程一片光明。
可是到了九零年以后，我的前景就黯淡起来了！学校两位年龄大的老师因为教龄够三十年无条件转正了，其他的两位民派教师因为是八四年以前的也陆续参加考试去进修或转正，有的也离岗不知去向了，我却在那里苦苦的坚持着。
因为我是八五年进校的，就差三个月，什么资格都没有。两个孩子相继出生，弟弟考上了庆阳师范大学，父母年岁已大，经济就急剧困难起来了，每月四十元工资，得计算着花：五元给父亲做家里的开支，五元给母亲买治哮喘的药，五元给妻子防孩子有病，五元留给自己备用，剩下的二十元捎送给上大学的弟弟。
虽然改革开放有十年了，但农村还是老样子，经济发展缓慢，各种税负、乱摊派却杂而多，缴不上就装粮食、拉家具，手里平常连一元钱都没有，日常开支都没有办法应付，就别说买什么新衣服了。
当时弟弟考上大学时远嫁山西的姐姐给弟弟扯的捎回一身蓝涤良，让弟弟做一身西服。可弟弟不忍心独穿，就给我和他每人做了一条西裤，因为男女都可以穿，我也舍不得穿就给了妻子。记得有次到教委讲课，晚上洗的衣服没有干，那天早上给妻子借用，可她说什么也不给，我只得穿着湿衣服、含着泪站在了教委评选“教坛新秀”的讲台上。这件事至今还是冷冻在我心里的一块难以消融的冰块！
为了增加家里的收入，我利用暑假到附近的砖瓦厂做临时工，和父亲、妻子去给别人收麦。为缴纳烤烟税就连续栽了两年烤烟，到了烤烟的季节，没黑没明的干，特别到烤大火和烟上架的时间，整夜不能睡觉，熬上一夜，白天上完一节课，走到房子门前就睡着了，摔倒弄得满脸都是红墨水。
我常常想，为什么命运对我就那么不公平，为什么考大学就差三分，为什么离进修、转正的资格就差三个月，为什么省教委统一招考的民师就没有人管了！为什么我和公派的老师带一样的课，工资就只有不足他们的七八份子之一！为什么政府不给我们民派教师“教师”的待遇却要我们按“教师”来要求工作，命运对我为什么那么不公平！
失望和懊丧让我彻底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好在我过去的老师转正后又调回来任校长，给了我多方面的照顾!才是我又勉强教了两三年，还努力拿到了各种教师必须的资格证，期望有个转机。
到了九四年，国家对民派教师的对待一直没有改变，我们镇和我一起参加考试任教的十四个人早都跑了，有的去搞建筑当包工头，有的做了生意，摆地摊，倒衣服，他们都富起来了，成了万元户！
我不是先哲，也不是圣人，我无法固守那份无望的清贫。九四年三月，我最后一次到县教育局咨询后，怀着一颗不可名状的心情，离开了熬过我十年青春岁月的校园，告别了我朝夕相处的同事、我挚爱的学生和我自以为神圣的教学生涯，远赴山西，走上了打工的道路！
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里只是一瞬，而对一个人来的短暂青春来说，却是十分珍贵的黄金季节!
我常站在“教坛新秀”的奖状和在学校时跟老师、学生的合影前，很困惑，想这十年我做了些什么? 它留给了我些什么？
我感觉唯一的收获就是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人走过来或停下车尊重的问一句：“老师，去做什么！”，那曾经为人师的自豪和荣誉！再就是给我文学创作奠定的不算牢固的基础，虽然至今没有成名成家，但至少给了我坎坷人生旅途上增添了些许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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