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汉族音乐文化区系统化研究与保护规划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3-06-05 09:59:46


【作者简介】李玫,文学博士,2002年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得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音乐形态学、音乐史学、音乐文献学和音乐图像学。中国律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乐府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乐史学会理事,中国木卡姆音乐学会理事,东亚乐律学学会中方理事。主要学术成果:《“中立音”音律现象研究》(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专著)、《中国传统律学》(专著)、《音乐之河——图说中外音乐史》(专著)、《“燕乐二十八调”文献通考》(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西北高原汉族音乐文化区(色彩区)系统化综合研究》(全国艺术学科“十五”规划国家年度课题)、《戴长庚〈律话〉校注及研究》(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


 

在现有的音乐学理论中,并没有提供一套适合于中国民间音乐形态特征的技术分析体系,在全国各音乐院校的民间音乐分析的教学中,仍是以西方曲式与作品分析理论为基础,以及长期经验性的、零散不系统的描述方法为主要教学内容,这与30多年来民族音乐学在国内发展势头很不相称,与业已积累起的海量原始资料的现状相比,显出了理论极度滞后。本人于2013年完成的课题“西北高原汉族音乐文化区民歌系统化综合研究”是基于改善此现状的学术建设思考而设计的。这项工作的终极目标是期冀建立一套有严密逻辑的、可操作的分析体系,有助于填补和健全民族音乐理论体系,为专业音乐教育提供有坚实理论支持的专业教材。

 

现在已经完成的“西北高原汉族音乐文化区民歌系统化综合研究”,是经过申报和获得批准更名的最终形式。

 

这是为响应赵宋光先生关于“集成后”意向提出的建立“学术档案”这一理论倡导所设计的一个课题。探索性地建立起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对已经收集来的大量曲调进行全面客观地分析整理,能够从中总结出民间音乐的思维逻辑,提炼出技术体系,从工艺学层面寻找音乐文化的形态构成,建立一套学术性的描述语言,从而有条件对音乐文化形态进行客观描述。

 

该研究报告以西北音乐文化内区为研究范围,对《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之山西卷、陕西卷、内蒙古卷、宁夏卷和甘肃卷中的山歌和小调(主要是一般小调)进行全面分析,是一则原创性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这项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集成的存在价值。本人认为,与其轻松地批评“集成”这项由众多基层音乐工作者历时数十年完成的巨大工程,不如努力挖掘集成工作的存在价值。音乐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应该是包含着对音乐载体本身的元基础研究,以及从元基础中挖掘出表达人性激情的技术手段,才能更好地理解有关精神、心灵等关于“人”的命题。人类经历长久的锤炼,终于使音乐具有了独立存在的艺术属性。尽管集成的记录方式使旋律脱离了原在环境,尽管记谱体系本身有力所不逮之病。但不可否认,集成是个巨大的旋律数据库。即使这些旋律已经被从社会关系、社会活动中剥离出来,但它们和人的关系,和地方的关系已经化作形态语言,构成旋律本体的文化内涵。这些旋律所负载的、或者说凝聚着技术的历史和变迁,是值得研究的。

 

该课题对民歌结构的技术分析,是借鉴匈牙利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巴托克和中国学者赵宋光先生的理论思路。前者在其著作《匈牙利民歌研究——试论匈牙利农民曲调的体系化》建立起一套分析理论;后者曾在数篇论文中提出建立旋律的“学术档案”和旋律学分析十二维度理论。将这些理论倡导具体转化为操作层面,并希望通过本课题先期范式性的研究基础,逐步推进,通过一系列阶段性工作成果的通盘把握,阐明音乐门类与社会生活、习俗、文学、审美的联系,完善分层描述的文化阐释。当然还可以考虑考林斯基和洛·马科斯等学者建立的分析系统在中国民间音乐曲调分析中有无适用性和可借鉴性,这是将要考虑的。

 

汉族民间音乐中的技术规律有章可循。在几代音乐理论家的努力下,我们对民间音乐形态结构有了很丰富的认识和总结,但由于缺少系统性的分析模式,各种研究结论还处于较为个人化的认识,研究手法缺少可交流性,研究结论也没有一个可检验的方法标准,研究结论质量高下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学术修养。这种格局其实不利于学科建设,尤其是基础理论建设。此项研究设计的体系化分类是总结了既往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些已经有普遍共识的可抽象因子进行提炼,设计成编码,实现这个研究模式的可操作性。

 

该课题的研究正是用这套分析方法为1627首山歌和小调建立编码数据文档,编码包含旋律学诸维度:曲调结构类型(句式、句数、句幅、音域、节拍)、音调类型(落音在支柱音和非支柱音,呼应关系)、调式类型等。这个编码系统为每一首曲调建立起学术档案,一个具有高度逻辑性的检索框架。通过检索框架的把握,进一步作整合性描述并分析其规律性。

 

经过对编码数据表的客观描述以及旋律维度分析表的处理,音乐学家有条件将音乐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作一梳理,并对各自的文化意义进行深层描述。编码数据表中有关旋法特征的粗略标志,也提出了更技术性的后续研究议题。在音乐文化历史长河中,旋律技术的发展和审美容量的开拓是相辅相承的一对关系。技术中的稳定要素和变异要素整体呈现出从简单到复杂的形态表征,这无疑是技术上的成长、成熟过程;审美内涵的继承性和开拓性则是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的。通过对大量曲调的编码整合与分析,可以提炼出技术和审美实现之间的规律性。民众歌唱中的结构逻辑思维存在,是通过大量曲调中的结构共性体现出来的,它们是形成地方性音乐文化气质的隐形力量,是我们在讨论音乐文化内涵时,不能忽视的。

 

这种工作表面的繁难,是为获得理论建设成果而付出的必要努力,并会为学术研究增添数理和逻辑的翅膀,使我们有条件提炼出内化于旋律形态的文化积淀,洞察形态中的文化和文化显现为音乐形态的内在驱动力。最终对于音乐文化阐释具有理论建设意义和效用。

 

通过统一的编码对1626首西北文化内区山歌和小调进行客观描述,在这个繁重的基础性工作后,终于看到了天边彩虹。在近100页的枯燥编码数据之后,我们获得了把握西北音乐文化内区歌种形态的制高点,具备了深入理解这套原在文化品种技术构成的手段,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套生生不息,不断增长的系统性知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套方法不断地显示其逻辑的力量,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将原已形成的一些模糊感觉条理化,清晰化,进而上升为理性的总结,还具有纠错功能。在统计分析这些编码时,每当一个特殊形态出现时,编码系统指示我们重回谱面,分析音乐形态的内在结构,找出这种特殊形态的存在是合理的,必然的,还是囿于记谱讹误。在未提交的案头分析底稿部分,一些同类、同源曲调已经开始聚焦,如同巴托克愉快地提到的“使用这种分类法一定能把完全一致的曲调并行排列起来。它也适用于大部分曲调的变体”。课题撰稿人现在还没有条件如此明确宣称,因为他仅处理了380首,而此项目却要面对1626首曲调。在这个分析体系中所使用的学术性抄谱方案本身就是一项理论研究工作,在短期内无法完成所有曲谱的分析性抄谱。但毫无疑问,这种抄谱方案的理性后发力是可预见的,它可以梳理乐曲谱系,不过谱系梳理并不是本次报告中必备的内容,是否能分辨出古老风格和较新的风格,也无关大局,但这个系统性分析模式有能力探索这些问题。这是可以预见的。它也可以凸显乐种特征的形态要素。通过对这些要素的提炼,我们可以从对乐种的感性认知上升到理论描述。在对方言区内所有乐种进行这种操作,可以高效准确地描述出理论性特征,继而推广到各种方言区和所有乐种,这学科的形态理论将会摆脱“文化拼贴形态”,达到真正成熟。

 

通过对第一批编码数据表的统计分析,形成了第二批数据表,第二批数据表的内容基础可以产生出一些纯音乐学和社会学范畴的议题,可以对原在文化的发生和流变进行有目的的观察、剖析和归纳。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完整地破解这民间智慧的密码,继承这套穿越时间长河,代代相袭的技术传统,让它们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

 

这种细部分析的展开空间非常巨大,这个研究报告只是一个起步。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山歌既是生活中存在的活态,又是音乐结构思维发展历程中存留下来的“化石”,它所反映出来的五言、七言文体与旋律之间的同构关系是高度完形的成熟结构。山歌和小调中所有的变化形式、丰富的句式结构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并成为器乐、戏曲和说唱音乐中的形态基础。现在有条件明确地说:这种认识并不是凭空臆测,不只是感性经验,而是建立在数据分析之上。

 

一句话概括本课题的意义:这个分析方法具有系统性、可操作性特点;运用这个方法,总结出西北文化内区音乐形态的主要特征,改善已往感性描述的弊病,通过数据理性得出结论,并有助于文化深描。通过这个分析方案,还得到了一个预料之外的学术视点,即在讨论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方面,为文学界一直讨论的七言文体提供了一个跨界的学术支持(相关研究见《七言句式与音乐结构的对应关系》一文,发表于《文艺研究》2014年第12期)。

 

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只是阶段性成果,随着这个方案的完善与成熟,可以推广到各音乐文化区的分析研究,最终可以凝练成系统性理论,吸纳到基础理论教科书中。对于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音乐人类学、音乐与文学的关系等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展开空间。在健康的学术研究环境下,正常的学术氛围下,这样的研究方法可以有积极的学术影响力。

 

评委会认为,该课题的基本观点具有方法论意义,以探究社会形态和音乐构造的共生关系为研究重点,丰富、延展了旋律学理论的视野。提供了一份扎扎实实的分析文本,构成本土旋律学的全套理路和分析模型;对以往并无系统总结的音乐形态学起到补白作用,尤其是在对各组旋律要素的统计分析之后,提出一系列开放性议题,具有拓展学术空间的重要价值。最后,委员会认为这是一项具有较大技术难度、较高学术含量以及显著艺术理论价值的传统音乐研究课题,并给予优秀的鉴定等级。

 

 

原载《中国音乐学》2016年第2期。本文根据作者提供的电子文本编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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