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媛：明本《毛诗本义》价值述略

明本《毛诗本义》价值述略

——以《诗本义》的流传为中心

袁媛

欧阳修《诗本义》作为宋代诗经学的重要著作，以新的角度对汉唐注疏予以审视，开风气之先，影响深远。《四库全书总目》便指出“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①]然而流传日久，传本渐稀，至清初刻入《通志堂经解》才再次广为流传。通志堂本据宋刊本而来，据学者考证，应与《四部丛刊》所用本同，张元济考证其为南宋孝宗刊本；[②]而《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荟要》本又据通志堂本而来；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孝宗刊本为祖本的版本系统，本文称之为“宋本系统”。今天学者所用之本亦多属这一系统，如《儒藏·精华编》中的点校本，即以《四部丛刊》影印宋本为底本，参校通志堂本而成。

然而，在此系统之外还存在明刊本、明抄本，他们典藏于海内外各地，已有学者注意到他们，指出其面貌较宋本系统存在一些差异，但其间具体差异如何、价值如何尚缺乏深入的揭示。笔者曾对其中两个版本进行考察，发现较之宋本系统，它们存在不少独特之处，其中似乎反映出《诗本义》成书与流传中的某些问题，值得留意。因此不揣谫陋，试作探讨，请教于大方之家。

• 明本面貌概述

台湾学者车行健曾翻检各大目录，指出今存明刊本《毛诗本义》至少有八部，分别典藏于中国大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和日本静嘉堂文库。[③]明清藏书家，如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亦曾著录过明刊本。[④]此外，还有两种明抄本传世，分别典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与宋本系统相比，它们的一些版本特征与明刊本更为接近，详见下文，也应属于同一版本系统。

笔者所见明刊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本，此本与张、陆二书及屈万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著录一致，应当为同一版本。此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中字同，小字双行同，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卷中有刻工姓名戴惟孝等，屈万里便据此考证此本刻于明万历年间，[⑤]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判断一致。卷首有明人李维桢序，叙述刊刻缘起，云“南都文部诸公究心经学，凡诸儒论著有裨六经者，悉板行之。考功陈伯为、苏瞻叔、程仲若所行则欧阳公《毛诗本义》”，据此，此本当刻于南京。将之与宋本系统比照，发现存在以下差异：

1．  书名有异：宋本与通志堂本、《四库全书》本均作“诗本义”，此本则题作“欧阳文忠公毛诗本义”。

2．  每卷所题作者衔名不同，《四部丛刊》影宋本与通志堂本作“欧阳氏”，此本则作“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朝散大夫给事中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判秘阁欧阳修”。

3．此本前十二卷每论一诗都于论前载小序、诗、传、笺，宋本系统诸本则只题诗名。

4．卷十五《统解》部分，此本所收篇章与宋本系统诸本不同。

5．卷十六《诗谱补亡》与宋本系统存在较大差异。

6．卷末有南宋开禧三年（1207）张爟[⑥]跋文，为宋本系统所无。

7．文字上的其他异文。

同时，笔者曾目验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同样具有以上七点特征，但又与明刊本存在一些差异，主要集中在《统解》、《诗谱补亡》二卷，详见下文，兹不赘述。此外，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本张爟跋文残阙，而上海图书馆藏明抄则保存完整。山东省图书馆藏明抄未经目验，但据学者介绍，至少在四个特征上与明刊本一致，即上文的第一、三、四和第六点，但《统解》部分亦与明刊本存在差别。[⑦]总体而言，这两个明抄本与明刊本属于同一版本系统，应当是可以确定的。

其中第一、第三点是前辈学者较为留心的问题。如张金吾云“是书每篇冠以《小序》、经文，下备列《传》、《笺》，后乃系之以论与本义。通志堂本删去《小序》、经、注，止以篇名标题，盖非欧阳氏之旧矣”；又如关文瑛《通志堂经解提要》指出“夫修既不主《毛传》，何得以‘毛诗’命名”；[⑧]车行健则将这两点综合起来考虑，认为“明本加上经、《序》、《传》、《笺》文的做法可能纯是基于方便读者的目的，而当书中加上《毛诗》经传的相关文字之后，则书名被称作《毛诗本义》似乎也是极自然的事情”。[⑨]关、车二氏之说较符合情理，亦与历代著录情况相符合。宋代文献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以及韩琦为欧阳修所撰《墓志铭并序》、吴充所撰《行状》、苏辙所撰《神道碑》均著录为“诗本义”，《鹤林玉露》、《东都事略》、《朱子语类》、《尔雅翼》等宋代典籍引用此书时亦如此，只有宋末元初成书、元后至元六年（1340）始锓板印行的《玉海》例外。“毛诗本义”之名则主要见于明代，如《国史经籍志》、《澹生堂藏书目》。因此大概可以确定，此书应初名“诗本义”，后代流传中逐渐出现“毛诗本义”之称。其中缘由或如车氏推测，但无证据可以说明，姑且存疑。

车行健通过各家著录，总结出明本的四个特征，其一书名，其二卷数，其三每篇冠以《小序》、经、《传》、《笺》，其四有张爟跋文。这一判断是比较准确的，确实反映出明本的特别之处。但因为他未曾目验实物，故而无从得知明本更为重要的两个特征，即《统解》、《诗谱补亡》部分与宋本系统的差异。这两部分文本的不小差异，更为有力地证明了本与宋本属于不同的来源，并揭示出《诗本义》成书与流传中的一些重要环节。

• 《统解》的面貌究竟如何？

今天能看到的《诗本义》版本或作十五卷、或作十六卷，其中前十二卷为“本义”，共109篇，论诗114首，卷十三为《一义解》与《取舍义》，卷十四为《时世》、《本末》二论与《豳》、《鲁》、《序》三问，卷十五为《统解》。十六卷者最末一卷为《诗谱补亡》，十五卷者则是将之《诗谱补亡》视为附录，不计入卷数。然后无论十五还是十六，均非《诗本义》最初之貌，韩琦撰《墓志铭并序》、吴充所撰《行状》、苏辙所撰《神道碑》均作十四卷，其所据当为欧阳修家族提供的材料，应为可信。

从十四卷变成十五卷或十六卷的关键，便在于《统解》一卷。对于这个问题，台湾学者裴普贤曾作分析：

《诗本义》不编入《文忠公全集》，而《居士外集》第十卷《经旨》中载有《诗统解序》及《诗解》八首，其内容与《诗本义》第十五卷同。《诗解》八首中，仅《十月之交解》一首改列最后，《统序》题下并加注云：“蜀中《诗本义》有此九篇，他本无之，故附于此。”则《诗本义》原为十四卷，其后蜀本加《诗解》八首并加《统序》为九篇，遂成十五卷。[⑩]则此九篇，或者是其早年所撰，故弃而不用，未入《诗本义》中。这样《诗本义》十四卷为正文，第十五卷为后人辑补。而《图序》《诗谱》，则为附录。[⑪]

其所谓“注”指的是周必大编校《欧阳文忠公集》时留下的校注，除此之外，《欧阳文忠公集·居士外集》同卷《十月之交解》之后还有一段周氏校语，将卷数问题说得更为清楚，可佐裴说：

按公墓志等皆云《诗本义》十四卷，江、浙、闽本亦然，仍以《诗图总序》、《诗谱补亡》附卷末。惟蜀本增《诗解统序》并《诗解》凡九篇，共为一卷。又移《诗图总序》、《诗谱补亡》自为一卷，总十六卷。故绵州于集本收此九篇，它本则无之，今附此卷中。[⑫]

据此已可确定，南宋光宗绍熙、宁宗庆元间[⑬]周必大辑校欧氏文集时，所见多数版本仍从十四卷之数，而附以《诗图总序》、《诗谱补亡》；将《诗解统序》、《诗解》共九篇收入《诗本义》中似自蜀本始。此后才渐有十五卷、十六卷之数。这九篇的性质，裴氏亦作详细考辨，指出当为《诗本义》弃而不用的篇章。[⑭]

今天所见诸本均有《统解》一卷，然而在篇章、次序及文字上却存在不少差异。在这种杂乱无序当中，明本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线索，有利于厘清《统解》之原貌，亦有利于了解《诗本义》一书的流传环节。

（一）篇章及次序

宋本系统《统解》一卷所收篇章依次为《诗解统序》、《二南为正风解》、《周召分圣贤解》、《王国风解》、《十五国次解》、《定风雅颂解》、《十月之交解》、《鲁颂解》、《商颂解》，共九篇，篇目与欧阳修《居士外集》所录同。[⑮]而明刊本则依次为《诗解统序》、《二南为正风解》、《周召分圣贤解》、《十五国次解》、《定风雅颂解》、《王国风解》、《鲁颂解》、《商颂解》、《豳问》、《鲁问》、《序问》，共十一篇。两种明抄本的篇目与明刊相同，但次序略异，依次为《诗解统序》、《二南为正风解》、《周召分圣贤解》、《王国风解》、《豳问》、《十五国次解》、《定风雅颂解》、《鲁颂解》、《鲁问》、《商颂解》、《序问》。可以看到明本的变动有二：其一，删去《十月之交解》，明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均将之置于卷十四之末；其二，将《豳》、《鲁》、《序》三问置于《统解》之中。

从理论上讲，这种差异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明本反映了《统解》未经散佚的面貌，因为《诗解统序》云“故先明其统要十篇”，而明本正为此数；另一种可能为明本或明本之祖本为凑“十篇”之数，而移动其他卷篇目置于此。根据目前所见材料，笔者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首先，“《豳》、《鲁》、《序》三问”属于《统解》于宋代文献无征。关于《统解》面貌，今可见最早文献为南宋绍熙、庆元间周必大所编校《欧阳文忠公集·居士外集》的相关内容，已见于上文征引。周必大明确指出其所见《诗本义》诸本只有蜀本有《统解》，且仅包括《诗解统序》及其他八篇，并不含《豳》等三问。稍晚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诗本义》十六卷云“末二卷为《一义解》、《取舍义》，《时世》、《本末》二论、《豳》、《鲁》、《序》三问”，其所载卷次与今本略异，暂且无论，但已可见其所见本《豳》等三问与《统解》并不相涉。其次，《诗解统序》云“二南牵于圣贤，国风惑于先后，豳居变风之末，惑者溺于私见，而谓兼之上下，二雅混于上下而不明，三颂昧于商鲁而无辨，此一经之大概之体皆所未正者”，似乎是对《统解》的概括，可视作《统解》的纲目。宋本系统与《居士外集》所录八篇内容也刚好能对应其中几项，所未及的只有“豳居变风之末，惑者溺于私见，而谓兼之上下”与“二雅混于上下而不明”二句，据此来看，佚失的二篇应该正好对应这两项内容。明本所补三《问》中，只有《豳问》稍可对应。其所补《鲁问》似乎能对应“三颂昧于商鲁而无辨”之文，但一方面宋本《统解》八篇中已有《鲁颂解》，已辨明鲁为诸侯却有颂诗之疑问，已对应该句，不应再有重复，另一方面《鲁问》一文主要讨论《泮水》《閟宫》二诗所载鲁僖公功绩与《春秋》所载史实不合的情况，并非“三颂昧于商鲁而无辨”的问题，其论又过于具体，与今《统解》诸篇着眼于《诗经》整体及体例的特点不合，因此它应该《统解》无关。至于《豳问》，虽涉豳风体兼雅颂的问题，但它与其他二《问》属于一个整体，也不可能单独属于《统解》。裴普贤曾指出《统解》应为欧阳修弃而不用的篇章，或可推断，《统解》所佚失的论《豳风》诗体的篇章或许便是《豳问》的前身。综上，明本此卷篇章很有问题，并非“《统解》十篇”之原貌。孙钦善先生曾根据《诗解统序》的概括推测这十篇当为《二南为正风解》等八篇和《豳问》、《鲁问》，认为《豳问》、《鲁问》刚好可以对应“豳居变风之末，惑者溺于私见，而谓兼之上下”、“三颂昧于商鲁而无辨”这两个问题。[⑯]但今天看来，这一推断也并非《统解》原貌。

关于《统解》的面貌，还有一文献值得注意，即张爟跋。此跋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本前半部分缺；《经义考》亦载此跋，但缺最后两句；此处据山东省图书馆藏本。[⑰]跋文关于《统解》的内容如下：

《泛论》五（笔者按，《经义考》作“泛论有”），《统解》十，附之《本义》之下，何也？明乎学诗者所当讲究之事，如《易》之有《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也。……锓版于永康之守居，庶传之者，不失其真。开禧三年端午紫岩张爟谨题。

据此可知，开禧三年张爟在永康刊刻《诗本义》，永康即永康军，治所在今四川都江堰市。其所刊本《统解》似足十篇之数；而且如山东图书馆藏钞本文字可信，《统解》与《泛论》无涉，这五篇《泛论》当即《时世》、《本末》二论与《豳》、《鲁》、《序》三问。这似乎反映了此时蜀中仍有完整的十篇《统解》传世。但这一结论仍有疑点，因为较开禧三年早十几年前周必大编校《欧阳文忠公集》之时，所见蜀本只有八篇及序一篇。是周必大搜罗未尽？还是张氏之本另有隐情？其中蹊跷，文献不足征，只好暂且阙疑。

（二）独特异文

笔者将明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与《欧阳文忠公集·居士外集》（以下简称“《欧集》”）及宋本系统中的《四部丛刊》影宋本、通志堂本进行比勘，发现明刊本、明抄本与《居士外集》存在一些共同的的独特异文，详见下表：[⑱]

可以看到，有二处异文（6、16）为明刊本、明抄本与《欧集》三者独有，有四处异文（1、2、9、12）为明刊本与《欧集》所独有，又有二处异文（17、19）为明抄本与《欧集》所独有。作为比较，可以注意，宋刊本与《欧集》之间并无一处独有之异文。这些现象都反映出明本与《欧集》在面貌上比较接近。考虑到《欧集》所据为蜀本《诗本义》，明本卷末张爟跋又记载锓板于永康军之事，已经可以推断：明本当是从南宋蜀中刻本而来，而张爟刻本则是蜀本到明本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明本与宋本属于不同的版本系统，明本可以溯源到南宋蜀本，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南宋蜀中《统解》一卷甚至整个《诗本义》的情况。张爟所见《统解》十篇之貌今已无从得见，明本的面貌亦非原貌，但它却说明了在明代或者更早时代，人们便试图整齐《统解》，以凑成《诗解统序》或张爟跋文中所称的十篇之数。

• 《诗谱补亡》的不同版本

《诗谱补亡》是今本《诗本义》的第十六卷，包括《诗谱补亡序》、《诗谱补亡》、《诗谱补亡后序》、《诗图总序》四项内容，诸本皆然。但明刊本与宋本在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1. 1.  宋刊本《诗图总序》分文王、武王、成王三代来统计风、雅、颂之数量，明刊本则合文武而言之，数量亦与宋本不同：

2. 
   

如表所示，宋本与明刊本文、武、成三代的诗歌总量是一致的，共96首，差别在于五首诗歌时代的判断：属于文王、武王二代，还是属于成王之时？

1. 与《诗图总序》表述差异一致，明刊本与宋本在《诗谱补亡》“二雅”部分也存在不同：其一，明刊本文武二代合列，而宋本则分列；其二，《小雅·常棣》及《大雅·文王》、《大明》、《下武》、《文王有声》五篇，明刊本将之系于文武之世，而宋本则列于成王。这一情况与上表所示正好相合。

2. 《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诗，宋本将之系于厉王，而明刊本则置于幽王。考之，这正是郑《笺》与《小序》的分歧，《小序》认为此四首都是“大夫刺幽王也”，《笺》则指出“当为刺厉王”，或“亦当为刺厉王”。[⑲]然而卷十五《十月之交解》中，欧阳修云：“《小雅》无厉王之诗，著其恶之甚也。而郑氏自《十月之交》以下分其篇，以为当刺厉王。”又云：“今考《雨无正》以下三篇之诗，又其乱落归向，皆无刺厉王之文。”卷七“十月、雨无正、小旻、小宛”条欧氏亦云：“本义曰：大夫刺幽王败政不能继先王之业。”可见欧阳修更认同幽王之说。

3. 桧谱、郑谱宋本合之，而明刊本则分为两谱。同时，部分诗歌的年代归属也有不同。如《萚兮》宋本系之于庄公，列于周庄王栏中，而明刊本系之于厉公，列僖王栏；又如《野有蔓草》宋本系之于庄公，列僖王栏，明刊本则系于文公，列惠王栏。

4. 宋本《诗谱补亡》于诗篇多有脱漏，如《邶鄘卫谱》无《干旄》、《定之方中》，《秦谱》无《黄鸟》，《二雅谱》无《鹿鸣》、《鱼丽》、《皇矣》等，而明刊本则皆不缺。但明刊本亦有脱漏，如《邶鄘卫谱》缺《相鼠》、《郑谱》脱《扬之水》等。

以上的种种差异，有些应该是传刻过程中发生了讹脱，但有一些却难以用传刻之误予以解释，特别是第一、第二、第三条。宋本与明本的差异似乎更像《诗谱补亡》先后的两个版本，反映的是欧阳修不同时期的成果。在《诗谱补亡后序》一文中，欧阳氏提到“初予未见《郑谱》，尝略考《春秋》、《史记》本纪、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郑之说为《诗图》十四篇，今因取以补《郑谱》之亡者”，[⑳]欧阳氏得到郑氏《诗谱》残卷是在庆历四年（1044），在此之前他曾撰有《诗图》。那么，二本之异是否正反映《诗图》与修改而成的《诗谱补亡》之间的差异呢？二本孰先孰后，目前难以考证，但明刊本提供了宋本系统之外的《诗谱补亡》的另一种面貌，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面貌与明刊本也存在不同。概括来讲：其一，《诗图总序》分文、武、成而言，所计三代诗歌数量亦与宋本一致；其二，《二雅谱》文、武二代分而言之，《小雅·常棣》系于文王，《文王》、《大明》、《下武》、《文王有声》系于武王；其三，合《桧谱》、《郑谱》于一谱；其四，脱漏情况也与明刊略有差异，如《邶鄘卫谱》之《相鼠》、《郑谱》之《扬之水》并不脱，但《邶鄘卫谱》脱《定之方中》、《陈谱》脱《墓门》等。这样看来，明抄本似与宋本面貌更为接近。但是与宋本相比，明抄与明刊在一些重点内容上又是一致的，比如《常棣》、《文王》等五首虽分文、武而言，但却归属于文武二朝，而非成王，又如《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四首系于幽王，再如《二雅谱》不脱《鹿鸣》、《鱼丽》、《皇矣》三诗。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明抄本《诗谱补亡》其实是一个与宋本、明刊本都不相同、却又与二本有所联系的独特版本。

开禧三年张爟跋文中曾提及《诗谱》，[21]可知其本包含《诗谱补亡》。明刊本、明抄本都与张爟本关系密切，却在《诗谱补亡》部分如此不同，不免让人疑惑。究竟哪个版本才是张爟本之貌？究竟宋本、明刊本、明抄本三本如何形成？这些问题或已难以探究，但三本之间错综的异同关系，却无疑透露出《诗谱补亡》成书与流传过程的复杂性，这是今天研究《诗谱补亡》以及欧阳修诗经学思想需要留心的问题。

• 小结

通过上文对明刊本和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面貌的梳理与讨论，可以确定它们代表了一个与宋本系统来源不同、面貌存在较大差异的版本系统，这个版本系统或可溯源到南宋四川地区刻本。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明本的学术价值，并对之加以利用：

首先，明本，无论明刊本还是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都应该成为校勘《统解》、《诗谱补亡》二卷乃至整部《诗本义》的参校本。不能因为有比它更早的宋刊本存世，便忽视这些明代版本的存在。目前《儒藏·精华编》中收有一部《诗本义》点校本，以《四部丛刊》影印宋本为底本，参校《通志堂经解》而成，但并未参考任何一个明代版本，不免遗憾。

其次，明本的面貌，特别是《诗谱补亡》部分的独特面貌，为考察《诗谱补亡》的形成、欧阳修的诗经学思想提供了新的材料。以往的学者作这方面研究时很少利用这些版本。不仅如此，明本还可以帮助我们考察古代其他研究《诗谱》的著作，比如清代学者吴骞订补欧阳修《诗谱补亡》而成《诗谱补亡后订》，其中所载《诗图总序》与明刊本同，按文武之世和成王之世论诗，风、雅、颂诗歌数量亦与明刊本同。[22]这也许可说明吴骞订补时所用底本并非宋本系统诸本，而是明刊本。因此了解明刊本的情况，对探究吴骞此书大有益处。

最后，明本的存在，揭示出《诗本义》从宋至明、至清几百年间流传过程的纷繁复杂，这不仅为了解《诗本义》的版本嬗变提供了新的视角，还能作为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古代典籍、古代版本流传中诸多问题，比如宋代蜀中刻本的特殊面貌。本文所力图厘清的，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更深入广阔的认识仍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

[①]永瑢等著《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页121。

[②]张元济跋云：“此为宋刻本，钞配六卷，其原刻各卷，遇玄、敬、警、惊、檠、殷、慇、桢、让、树、桓、宗、觏、慎诸字，均以避讳缺笔，当刻于南宗孝宗之世。通志堂刊本即从此书。”《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诗本义》卷末。台湾学者车行健亦对通志堂本来源有所考证，认同张氏之说。（车行健著《诗本义析论——以欧阳修与龚橙诗义论述为中心》，台湾：里仁书局2002年版，页132-137）

[③]车行健著《诗本义析论——以欧阳修与龚橙诗义论述为中心》，页139-141。其所据目录包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屈万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和静嘉堂文库编纂《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

[④]《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著录“《毛诗本义》十六卷，明刊本”，云“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朝散大夫给事中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判秘阁欧阳修撰。是书每篇冠以《小序》、经文，下备列《传》、《笺》，后乃系之以论与本义。通志堂本删去《小序》、经注，止以篇名、标题，盖非欧阳氏之旧矣。张瓘跋开禧三年。”（张金吾著、冯惠民整理《爱日精庐藏书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页33）

《皕宋楼藏书志》卷五著录“毛诗本义十六卷明刊本”，云“宋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朝散大夫给事中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判秘阁欧阳修撰，张爟序开禧三年”。（陆心源著《皕宋楼藏书志》《续志》，《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光绪八年十万卷楼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册928页51。）

[⑤]屈万里著《屈万里全集》第十三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台湾：联经公司1984年版，页17、18。

[⑥]张爟，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作“张瓘”。但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明刊本、及上海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藏二明抄本都题作“张爟”，今从之。

[⑦]据王学文《欧阳修<诗本义>传世版本之我见》，文中介绍：“明抄本（见之于山东省图书馆）十六卷，六册一函。蓝格，四周双边。九行十六字。后附张爟《跋》。卷十四以前同明刻本，而第十五卷内容的排列依次为《诗解统序》、《二南为正风解》、《周召分圣贤解》、《王国风解》、《豳问》、《十五国次解》、《定风雅颂解》、《鲁颂解》、《鲁问》、《商颂解》、《序问》，篇目排列更显得杂乱。一百一十四篇本义说解前，亦附有原诗及《毛传》、《郑笺》。《四部丛刊》本缺张爟《跋》，是一遗憾，张元济跋称‘原有张爟《跋》，此已佚，俟访得续补’。今按，得此明抄本，可补张爟《跋》矣。” （《兰台世界》2010年7月第14期）

[⑧]关氏此书尚未获见，据车行健《诗本义析论——以欧阳修与龚橙诗义论述为中心》转引（页143）。车氏注关书出处为：关文瑛著《通志堂经解提要》卷二，《书目类编》收录《嗣守斋丛书》，台湾：成文书局1978年版，册81页15。

[⑨]车行健著《诗本义析论——以欧阳修与龚橙诗义论述为中心》，页144。

[⑩]“则《诗本义》原为十四卷，其后蜀本加《诗解》八首并加《统序》为九篇，遂成十五卷。”一句原作为《统序》题注纳入引号中。然考之，此句实为裴普贤语，故改之。

[⑪]裴普贤著《欧阳修<诗本义>研究》，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版。页7。

[⑫]欧阳修著《欧阳文忠公集》，《外集》卷十，《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

[⑬]据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从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页86。

[⑭]其依据有二: 首先，欧阳修《居士集》编成之前，曾经其手定。而这《诗解统序》及《诗解》共九篇，并未被收入其中，可见大概为欧阳氏编定文集时弃而不用之文。其次，将这九篇中的《十月之交解》、《二南正风解》、《十五国次解》与《诗本义》其他内容进行对比，裴氏发现其中有重复、矛盾之处，可进一步证明此九篇本不在《诗本义》论说系统之内，写作时间也可能存在差异。（裴普贤《欧阳修<诗本义>研究》“七、弃而不用的统解九篇”，页135、140。）

[⑮]但次序稍异，《居士外集》置《十月之交解》于《商颂解》之后，余则同。

[⑯]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293。

[⑰]据王学文《欧阳修<诗本义>传世版本之我见》。

[⑱]该表不列明显为异体字、假借字的异文。

[⑲]《重椠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挍勘记·附释音毛诗注疏》，影印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刊本，台湾：艺文印书馆2007年版，页405、409、412、419。

[⑳]《诗本义》卷末附《诗谱》一卷，《四部丛刊》影印宋本，页15，B面。诸本无异文。

[21]张爟跋文云：“《谱》无三《颂》，何也？《谱》之作，为分类有异同而后有《谱》。《周颂》皆作于成王之时，《鲁颂》为一僖公，《商颂》同得于正考父，无待于《谱》而明，非缺也。大儒著作之体如此，不知者，以是为不全之书；其知者，谓欧阳氏全书也。”

[22]吴骞著《诗谱补亡后订》《拾遗》，《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乾隆五十年（1785）拜经楼刻本，册64，页53、54。

本文原刊于《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13辑

感谢袁媛博士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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