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左图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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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1-02-19 13: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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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图的历史可远溯至商、周之时,这里还仅仅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图,至于某些局部的地理性标识,大概可以推至远古时期。《周礼》记录大司徒的职务就有掌管地图的一项:“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后代地图的掌管归属于兵部职方司,作为军事文档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晋代裴秀曾绘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四十七镇,每镇卷首皆有地图,可惜今已佚不存。据说现存最早的地图是出土马王堆的汉墓帛绘地图。而以文字表述的地理书或专著更是不胜枚举,如《括地志》、《一统志》、《大唐西域记》、《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通鉴地理通释》、《河源记》、《徐霞客游记》,直至清人的《读史方舆纪要》等等,这些著作虽为文字性叙述,又无不体现了图的概念。 
  “左图右史”,历来形容典籍图史收藏的丰足。《新唐书·杨绾传》:“性沉静,独处一室,左图右史,凝尘满席,澹如也。”我想“左图右史”还应该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图与史是不能分离的,图与史分列左右,可以互相参补印证。治史者若没有地理知识,缺乏历史空间的方位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史地并称,正是这个道理。 
  治史者如此,就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舆图之学也是极为重要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如果没有地理常识,也就无从体会杜甫那种愉悦亢奋心情之下,为自己设计的“即从”、“便下”水陆两路的行程。 
  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也必须参考舆图。《水浒》的活动空间虽仅在今天的山东、河北、河南一带,远比不上《三国演义》那样广阔,但书中所涉及的州府县治,皆有所本,之间的距离和地貌也与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的郁郁堂本,还是李卓吾评的一百回芥子园本和年代最早的郭勋刻本,虽有内容上的增减,但都有关于山东河北一带地理方位上的内容,显见作者对地理的熟悉。金圣叹批注之贯华堂七十回本,虽然经过他的删改,毕竟是近之百年来最流行的版本。 
  说到金圣叹,想到一件与地理水文也有关系的事情。二00一年夏,某日下午我去琉璃厂荣宝斋,买完东西后顺便到楼上我的老同学萨本介的办公室闲坐,本介兄与我小学同窗,高我一班,后来在荣宝斋工作,是齐白石先生的孙婿,每到琉璃厂,走累了总要到他那里歇歇脚。那日闲坐之时,本介兄忽然说:“我让你看件东西,但不许看下款,你猜猜是谁的手迹。”说完拿出一手卷,打开后不见引首,只是个纸本长卷,内容很生,仔细辨认,是关于山东一带水文的勘记,故不甚明白。字写得尚工整,在行楷之间,绝对说不上好。且字体颇拙,非书家作品。我问本介兄为何人墨迹,他笑而不答,一定让我猜猜。我告诉他根本猜不出来,他才展尽长卷,露出下款“金人瑞”三字。我很吃惊,金圣叹墨迹我见过不多,无从判断,回来后急忙找出他在顺治戊子所书“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墨迹书影,似无相似之处,那关于山东水文长卷中的字更显得朴拙,全无潇洒之气。惟款识中“金人瑞”三字与那副对子的“金圣叹”三字,确是相像得很。 
  金圣叹一生不仕进,文学批评和诗文却留下不少,但其生平事迹多不可考,只是哭文庙上揭帖一案导致身首异处的事情尽人皆知。而其考察山东水文地质的事迹,似乎从来没有人提到过,估计是他壮年流寓山东时所为。这一手卷是荣宝斋在门市收购的,出自何人之手,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位与《水浒》有着密切联系的人就是俞万春了。金圣叹腰斩《水浒》后,又在七十回后半部加写了卢俊义惊噩梦,俞万春写《荡寇志》完全是凭借着这个基础拼造出来的。且不说俞万春的写作目的与政治观点,只说《荡寇志》与《水浒》的衍生关系,有两大特点,一是善于钻《水浒》的空子,二是极为熟悉《水浒》活动空间的地理环境。俞氏生活在嘉道年间,当时通行于世的《水浒》版本主要是金批的贯华堂本,俞氏从此入手,对于前七十回中的每一微小浮笔,都变为可乘之机而大大加以渲染、发挥。而对前七十回中没有明确交代下落的人物,如被高俅逐走的延安府教头王进、祝家庄的拳棒教师栾廷玉、扈三娘的弟弟扈成、失守大名府的败将李成、闻达等等,使之再度登场,参加讨伐梁山的行列。其他如《水浒》中人物之间的矛盾乃至这些人上山的前因后果,利用得都十分巧妙,没有牵强、生硬的痕迹,可算《荡寇志》的第一大特点。而第二大特点就是文中对于水浒活动空间的地理了如指掌,北至沧州,南至徐淮,东及沿海,西界豫皖,州府县治的距离、地貌水文、城垣沟壑叙述甚为清楚。我在少年时代读《荡寇志》时,手头总放着一部历史地图集,随时翻阅查找,惊奇地发现《荡寇志》涉及的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五省的大小地名,皆能在地图上检索,从某地至某地所用时日,也都因其距离上的差异算得十分清楚合理,可以说比《水浒》更为详细。唯一遗憾是州府县治有以明清建制代替宋代建制的错误。 
  治文史者而无舆地之学,绝不会形成历史时空的整体概念,历史就不会是立体的了。清人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舆纪要》是最典型的史地结合的著作。顾氏积三十年之力,取材于二十一史及百余种地方志,纠正了前人许多重大错误,尤其对于山川险要和用兵攻取方面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是结合史书阅读的重要文献。《读史方舆纪要》略于景物名胜方面,但在附录中有《舆图要览》四卷,是全书精华所在。中国舆图文献虽有悠久的历史,但留下的实物并不很多,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禹迹》、《华夷》两图是刻在石头上的,所以得以保留,可惜记注太简单,篇幅又小,参考价值不大。 
  国外汉学家十分重视舆图的收藏和研究,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国舆图是世界各国图书馆中最丰富的,大约有近万种之多。今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北大李孝聪教授编著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一书,收录了从明清时期刻本、绘本传统地图到二十世纪百年来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实测地图多种,其中弥足珍贵的有《大明舆地志》、《热河行宫全图》、《台湾舆图》、《万里海疆图说》等等。中国舆图流于海外的很多,包括历史地图及山川形胜、水文地貌、古迹园林和疆域沿革的重要舆图文献。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正规的平面实测历史地图,大多是百余年来历史学家编绘的,而其主要依据是史书的文字记载而非古人留下的地图。由此想到在欧洲的许多博物馆中看到不少中世纪以来保存的地图,有的是绘制在羊皮纸上,有的为铜版印刷,极其精致准确,这一点是超过我们的。一九五三年以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开始进行,经过二十年时间修订和充实,终于完成了这一多卷本史地巨著。当我们今天读史不能须臾离开此书之时,对于史地学前辈的敬仰油然而生,尤其是谭季龙(其骧)先生半生致力于此项工作,泽及后学,更是感到崇敬。 
  “文革”之中,在家赋闲点读《汉书》,读到汉武帝时与匈奴的关系,所涉及武帝开边的内容很多,常常遇到的地名如龙城(今蒙古乌兰巴托西)、马邑(今山西朔县)、上谷(今北京延庆西南)、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高阙(今内蒙古潮格旗东南)、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南)、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以及什么阗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段)、狼居胥山(今蒙古克鲁伦河北的都图龙山)、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等等。这些名称在汉与匈奴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甚至成为后代许多诗文的典故。要了解这一地区的大致情况和方位,就必须使用《中国历史地图集》(那时十卷本还没有出齐),并参考今天的地图,相互比照,于是整体概念就形成了。《汉书》注家中应劭和颜师古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他们注释《汉书》在地理方面的条目也就涉及魏晋与唐代不同的理解,这些也都要依靠随时翻阅历史地图。“文革”时可用书籍有限,手头也没有古今地图的覆盖式图册,因此只能用历史地图和当代地图作大概比较。即使如此,还是学习到不少东西,受益至今。 
  “文革”中家里都不敢再挂字画了,中国绘画和西洋绘画统统成为“四旧”,许多人家在原来挂字画的位置都换成了毛泽东像和语录,而我则是买了一张当时最大开本的世界地图钉在墙上,也算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罢,这是不会有人指摘的。读地图也就成了我那时的一部分生活内容,没事时可以对着墙上的地图看上半天,久而久之,读来读去,一整幅平面世界可以装在脑子里,烂熟于脑中。甚至常常与人打赌,能闭着眼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小国家的位置,那时地图上尚有“锡金”(不丹与尼泊尔之间的小国,也与中、印接壤,一九七五年已并入印度领土,成为一个邦),是地图上可查到的亚洲最小国家,我的本事是常常能闭着眼睛摸到锡金的位置。 
  中国地图能脱离《山海经图》的原始状态而绘出山川道路等地理位置,当在战国之时;而中国人知道地为球形与经纬线之地球仪,已在元初阿拉伯天文地理学输入的时候。在此之前,为地图学做出了最杰出贡献的则是晋代的裴秀和元代的朱思本,这是在中国地图学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两个重量级人物,但他们所绘制的地图仅限于中国的“天下”。让中国人真正了解世界舆地之图的应该归功于利玛窦。利玛窦第一次刊绘世界地图是在明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在广东肇庆绘制,后由岭西按察副使王沣为之刊行,分赠朝野。此图虽然粗率,但仍然算是中国人最早看到的世界地图。地图之学是随着科学的进步和政治的演变而不断丰富的,就以世界地图而言,距我在“文革”中所读至今才三十多年短暂时间,世界又发生了多少变化。这其中既有山川地貌的变迁、道路江河的开凿,也有疆域讼争的界定、国土分合的划分。所以说,地图是要流动着读的,这种流动就是历史。地图为什么变了?地图本身不会告诉你,去历史中找答案吧!这也就是左图右史的意义所在。 
  我在有些北京史的讲座中会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大致的北京旧城地图(仅限于内外城),并且标出北京旧时水域和主要街道的位置,说不上准确,但大体上是不会错的。有人问我为什么对内外城的地理那么熟悉?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看的时间长了,琢磨的时间久了而已。 


赵珩,1948年生于北京。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多年来从事文化史、北京史、戏曲史的研究,著有《老饕漫笔》、《彀外谭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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