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有感】我们该如何使用老师教给我们的知识？

9月8日下午，我有幸参加了“北大文研论坛：敦煌研究三十年”活动，并聆听了樊锦诗先生、彭金章先生等先生的精彩发言。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个细节，就是樊锦诗先生提到的她在卸任前给下一任的领导们一人一大盒子相关法规，包括《世界遗产公约》、《文物保护法》、《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等等等等。樊先生说，这些东西都是她的武器。正是这些武器，让她能够把敦煌莫高窟保护下来，并最终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的最佳典范。

当时我非常受触动。因为今年上半年，我一直在寻找材料，对那些法律法规以及其背后的保护原则，如“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最小干预”等进行批判——我甚至一度认为，这些法规、原则只是门面，最大的作用就是来掩盖我们工作中的种种不足，而“真实性”这个词也已经被完全消解、含糊了，完全没法用来指导实践。我沉浸在萨尔瓦多在《当代保护理论》中构建的理论框架中不能自拔，认为文物的修复和保护更多的是一项极具主观性的工作，偏激地认为原有的法规、原则都是要被颠覆的……而樊先生的那几句话，像棒子一样把我打醒了。

当我们在象牙塔里唾沫横飞地批判那些法规、原则的时候，有一个弱女子，恰恰拿起了这些法规、原则，作为武器，和各种困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我们准备拆毁刚打好的地基的时候，有一位弱女子，就在那看似脆弱的地基上，用扎扎实实的工作搭建起雄伟的大厦。她为我们护住了敦煌，正是用了那些为我们看不上的武器。

由此，我进一步想到，关键问题并不在于那些原则、法规如何。扪心自问，我真的不清楚“真实性”是什么意思吗？真的不知道“完整性”是什么意思吗？真的不知道“延续性”、“最小干预”是什么意思吗？其实我都清楚，并且在工作中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哪里做的好，哪里做的不好，哪里做错了。但是，如果大家不把那些原则规则当成是戒律，而是当成可以随意解释、尽情钻空子的工具，那么我们的行为便和我们的良心便背道而驰了。我相信，在商业化的大潮下，为了工作的方便，这种情况是并不少见的。

所以说，关键问题不在老师教给我们那些知识如何，而在于我们该怎样利用老师千方百计教给我们的知识。如果用的好，我们或许可以和我们的老学姐樊锦诗先生一样为我们伟大的民族护住一片遗产；如果用得不好，我们可能会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亲手切断我们祖国的文脉传承。何去何从，这是个亟需回答的问题。

今天恰好是教师节，但愿我们的选择，不负老师殷切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