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藏简】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简帛发掘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简帛发掘

1949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由于国家对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视，以及大规模经济建设导致的的大量考古新发现，文物考古工作进展十分迅速，而其中简帛的发现也是喜讯频传，令人振奋。

1972年，山东省考古工作者在临沂银雀山发掘了1号和2号两座西汉墓葬。两座墓葬中都有汉简出土，1号墓所出汉简大多残断，有不少残简上仅存一两个字，所出竹简共编7500多号。1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内容主要是古书，以军事著作为主，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等，另外还有许多阴阳占候之书。2号墓出土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一共有竹简32枚，简长69厘米左右，保存比较完整。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1972-1973年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位于长沙市东郊马王堆的3座西汉墓葬。其中1号汉墓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女尸，以及大批精美的随葬物品，另外还出土竹简共312枚，木楬49枚。3号汉墓共出土竹木简600多枚，除220枚为古代医书外，其余皆为记录随葬器物的清单。除上述竹木简外，3号墓还出土了一大批极为珍贵的帛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上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帛书出土于3号墓东边箱的一个漆盒内，总共有十多万字，经专家们整理后发现，大部分是已经失传了两千多年的古佚书。这批帛书总共有44篇，其中包括《周易》、《老子》、《战国纵横家书》、《五星占》、《足臂十一脉灸经》等，内容涉及我国古代的思想、历史、军事、天文、历法、地理、医学等众多学科。这批帛书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哲学思想以及研究秦汉时期的军事、天文、地理、医学等方面都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

1972—1974年，甘肃省考古工作者对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汉代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共出土汉代简牍19,400枚，人们通常称其为“居延新简”。这次新出土的居延简就其数量和内容而言，都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简牍绝大多数是木制的，只有极少数是竹简，通常完整的简牍每枚约长23厘米左右，最长者达88.2厘米，其中纪年简的上限始于西汉昭帝始元时期，下限至西晋武帝太康四年，汉昭帝至王莽时期的年号简基本上是连续的，属于宣帝时期的最多。居延新简不仅又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势必将居延汉简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1975年12月，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在11号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竹简，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秦简，引起学者们的广泛重视。根据墓中竹简的记载可以知道，该墓为秦始皇三十年左右的墓葬，墓主是一个名叫喜的人。竹简原藏棺内，保存较好，字迹清晰，出土时只有少数残断。竹简的文字是毛笔墨书秦隶，书法别具一格。这批竹简经科学保护、细心整理并拼复后，总计有1,155枚（另有残片80）。经过整理，简文的中心内容主要是秦代的各种法律文书，如《效律》、《封诊式》、《秦律十八种》等，由于内涵涉及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能够弥补文献的不足；另外有一篇《编年纪》，逐年记述了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等大事，同时还记录了喜的生平及有关事项，有些像后世的年谱；墓中还出土了甲、乙两种《日书》等数术典籍。

睡虎地秦简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大批文物，包括编钟等乐器、铜礼器、金器、玉器、漆木竹器等共七千余件，并出土竹简240多支，大都保存完整，内容为记载随葬物品的遣册。据鎛钟铭文与墓葬特点分析，该墓的下葬年代应为公元前433年或稍晚，这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竹简。曾国可能就是文献上记载的随国，当时曾国已是楚国的附庸，因此人们通常把这批简看作是楚简。

1983-1984年，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江陵张家山清理了三座西汉初年的古墓（编号M247、M249、M258），出土了1600多枚竹简，内容包括汉律、《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遣册等。其中的汉律使我们看到了西汉早期法律的原貌，并可以与秦律进行联系对比，意义重大；《算数书》是一部数学专著，比《九章算术》的成书更早，并且内容与《九章》有密切关系，堪称数学史研究上的一大发现；其它各篇也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同年的8月和10月，位于湖北省荆门市的郭店1号楚墓两次遭到盗掘。为抢救墓中残存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发现了遗存的铜器、龙形玉带钩、七弦琴、漆耳杯、漆奁等文物。这些文物的形状及纹饰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战国时期楚文化的风格，发掘者推断该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郭店一号墓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804枚竹简，竹简文字具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字体典雅、秀丽，是当时的书法精品。竹简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有多种古籍，其中竹简本《老子》有甲、乙、丙组，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老子》抄本，章序与今本有较大差异，文字也有不少出入，对于研究《老子》的流传及成书过程有直接的作用；墓中还发现了一篇佚失两千多年的道家文献《太一生水》，论述了“太一”与天、地、四时、阴阳等的关系，十分珍贵；墓中所出的儒家文献更为丰富，其中《缁衣》简的内容与《礼记•缁衣》篇大体相同，但两者的分章及章次却差别较大，文字也有不少出入；另外的《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等篇，对于研究早期儒家的思想和传流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这批竹简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献传流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1998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公布了相关的竹简资料，从此在学术界引起了长期而热烈的讨论。

《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购回了一批遭盗掘而流散境外的战国竹简，共计1200余枚；当年秋冬之际，又有497枚战国楚简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后经香港友人朱昌言、董慕节等五位先生联合出资收购，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这批竹简总共约有近八十种典籍，其内容以儒家典籍为主，部分典籍有传世本，如《周易》、《礼记》中的《缁衣》等篇，另外还有道家、兵家、杂家等著作，绝大部分典籍为久已失传的佚书，内容极其重要。如上博简《孔子诗论》中记载了孔子对于《诗经》的讨论，对于认识孔子与《诗经》的关系意义重大；而上博简《易经》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易经》著作，竹简上面还有一些黑色、红色的符号，令人称奇；等等。从2001年开始，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系列整理报告，至今已经出版了7册。

1996年7-11月，湖南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走马楼街西南侧的建筑工地作抢救性发掘，共发掘自战国至明清的古井61口，其中在编号为J22的古井中发现了数量惊人的三国孙吴纪年简牍，成为1996年岁末的重大文物考古新闻。长沙走马楼简牍总数约有14万枚（含无字简），由竹或木制成，是迄今发现简牍中数量最大的一次。走马楼吴简大部分属于吴国长沙郡治临湘县或侯国的文书，内容十分丰富。由于传世的三国史料为数不多，其中吴国的记载更少，、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2002年，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龙山县里耶镇的一口古井里发现了大批秦代简牍，另有少量战国楚简。据井内出土文物分析，该井开凿于战国时期楚国的末年，到秦朝末年废弃。井内共出土简牍36000多枚，除楚简为竹质外，其余秦简均为木质，且形式多样，最常见的长度为23厘米，宽度不一，最窄的有1.4厘米，最宽的有8.5厘米，有的简牍甚至宽达10厘米或长达46厘米。这批简牍的内容多为当时的官府档案，包括政府法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等，涉及秦的历史及行政的具体运作，价值十分重大。

2006年11月，湖北省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内容丰富的简牍，根据内容可分为质日、日书、书籍、算术、法律5种，另外有数量较多的司法文书和簿籍类木牍，其中的《葬律》是首次出现，所记历朔可判断在汉文帝前元十年至后元七年之间，可作为张家山汉简的补充，增加了学者对汉律的认识。

总体来看，在这一百多年中，全国各地出土的简牍已经超过30万枚，帛书也已经出土了数十篇。这些古代简帛就其性质来说，大致可以划分为书籍和文书两大类，此外如随葬的遣册等可列作附属。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主要是文书；湖北荆门郭店楚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上博简，多系珍贵典籍，可见墓主人在学术方面很有造诣，墓中所出土的简帛也反映了他们的学术倾向；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和江陵张家山汉简则以法律书籍为主，墓主人都曾任执法官吏，也体现出《挟书律》废除之前“以吏为师”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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