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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三藏圣教北藏》— 为帝国叫魂
韩睿
明宣德十年春季正月,宣宗皇帝驾崩,由年仅8岁幼帝朱祁镇继位,按照宣宗皇帝的遗照,大事禀报皇太后执行,就在正统元年,阿台,朵儿只伯几次侵入山丹,肃州诸卫,一个年幼孩子的登基,产生了诸多无法预料的问题,因为明代开国皇帝建立的制度规定,一切权力都归于皇帝,他必须在大学士和大臣们的协助下决定国家大事。对未成年的人的继位没有订出正式的条文。帝国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虽然没有人能正式成为摄政,但摄政集体必须建立起来,去处理国家大事。张太皇太后就领导了一个事实上的摄政团,与太皇太后同在摄政团的有大学士和宦官,他们是帝国保持正常运营的强大顾问团,其实帝国的大权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张太皇太后她是永乐帝的儿媳、宣德帝之母,在朝廷中享有很高威望, 在1442 年去世之前,她扮演者着帝国权力仲裁者的角色,而在这期间,帝国的权力正在向一位宦官转移,他叫王振,是英宗皇帝朱祁镇的老师,这名司礼监的宦官通过对皇帝个人的控制,在政治上拉拢了一批追随者,其中有兵部尚书徐晞、锦衣卫指挥马顺和他的外甥副指挥王山,以及工部侍郎王祐、拥有大权的兵部尚书王冀,并逐渐地参与到了决定帝国命运的重大问题,包括后来起草颁赐《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的圣旨。
为了维持边境的和平,明政府与诸多国家保持了一种特权贸易,瓦剌蒙古人与永乐帝朝廷保持纳贡关系, 蒙古使团一般呈献马、家畜作为贡品,要求报酬、礼品、官职和贸易特权。朝廷以高价收取贡品,包括钱钞、白银、丝绸、纺织品、官品和官衔赏赐给部落领袖,并准许蒙古人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贸易。纳贡制度旨在安抚蒙古人和防止边境的动乱,那么明朝廷只取得有限的成就。尽管朝廷付出昂贵的礼品和费用,但纳贡贸易仍不能满足蒙古人更大的需要,在西边,虽然大力保持和中亚各国贸易往来,但事实上,这种特权贸易是不稳固的,明帝国在边疆仍然有不断的冲突,所以永乐帝既不能通过战争,也不能通过贸易和外交手段 去解决明初主要的国防问题,上,甘肃河西地区一直是藏传的势力范围,永乐年间,各派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各种势力暗流涌动,明朝廷也与这些势力中的领袖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元代时,的实权掌握在提供世袭的教长的寺院和贵族门第手中,而远在西北的九边重镇的张掖,是甘肃镇的驻地,这里一直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文化在这里兴荣发展,而张掖甘州的卧佛寺自西夏创建以来一直是就是权力的象征,在永乐帝的心中卧佛寺也许就是实现边疆稳定的突破口,他决定实现一次文化变革,在永乐八年,甘肃那场动乱平叛后,同年开雕《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准备颁赐给全国名山大刹,直到他去世,但他还是没能看到《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刻成
遗命
宣德二年(1427年),为了完成祖父的鸿业,宣宗对甘州卧佛寺全面维修后,并敕赐宝觉寺碑记 其中“安国家于泰山,保太平于永久”这句话道明了帝国的用意。自永乐八年(1410年)开雕于北京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至英宗正统五年(1440)刻成,在这期间,印刷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印刷装帧结束后,颁布事项也紧随其后,并将《北藏》首部经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首先运达甘州卧佛寺,这匆匆的颁赐运输, 背后又折射了哪些故事?直到正统十年(1441年)初,全部经书才运到甘州卧佛寺,并举行了承旨仪式,而起草圣旨的,不可能是一位13岁的孩子,而是摄政团,这些摄政团的成员都是早年跟随永乐帝的元老,而甘州卧佛寺一直是河西地区重要的佛事活动场所,早在永乐九年至十七年维修卧佛寺后,明成祖朱棣就就给卧佛寺敕赐了“弘仁寺”之额,如此受到帝国中心的关注,并非活动这么简单,而是糅杂着帝国统治者对边疆防务教化的复杂心情,对于西北的边防安抚,也许《大明三藏北藏》成了帝国统治者们最后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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