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为帝国叫魂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1-03-26 06:36:37

配乐 》》》


《大明三藏圣教北藏》—    为帝国叫魂


韩睿






一个未成年人

明宣德十年春季正月,宣宗皇帝驾崩,由年仅8岁幼帝朱祁镇继位,按照宣宗皇帝的遗照,大事禀报皇太后执行,就在正统元年,阿台,朵儿只伯几次侵入山丹,肃州诸卫,一个年幼孩子的登基,产生了诸多无法预料的问题,因为明代开国皇帝建立的制度规定,一切权力都归于皇帝,他必须在大学士和大臣们的协助下决定国家大事。对未成年的人的继位没有订出正式的条文。帝国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虽然没有人能正式成为摄政,但摄政集体必须建立起来,去处理国家大事。张太皇太后就领导了一个事实上的摄政团,与太皇太后同在摄政团的有大学士和宦官,他们是帝国保持正常运营的强大顾问团,其实帝国的大权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张太皇太后她是永乐帝的儿媳、宣德帝之母,在朝廷中享有很高威望, 在1442 年去世之前,她扮演者着帝国权力仲裁者的角色,而在这期间,帝国的权力正在向一位宦官转移,他叫王振,是英宗皇帝朱祁镇的老师,这名司礼监的宦官通过对皇帝个人的控制,在政治上拉拢了一批追随者,其中有兵部尚书徐晞、锦衣卫指挥马顺和他的外甥副指挥王山,以及工部侍郎王祐、拥有大权的兵部尚书王冀,并逐渐地参与到了决定帝国命运的重大问题,包括后来起草颁赐《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的圣旨。




 贰  不安的优越感


洪武帝和永乐帝征讨蒙古人的几次战役取得的巨大胜利,作为一种反对前外来的蒙古人统治的反应,当时存在着明显的民族优越感,使国家对已取得的成就产生很不现实的自满情绪,但这种优越感是短暂的,国内的饥荒,南部的叛乱,和来自北面蒙古诸部的威胁,都是帝国不稳定的因素,这种不稳定因素一直持续到明亡,永乐帝在对蒙古诸部的战役中,既没有摧毁蒙古人的诸帐部落,也没有能够限制他们对北方边境的进犯,而且也放弃了明太祖的战略方针,他不再在长城塞外的设防卫所内部署兵力,而西北边防事务的处理对帝国来说一直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元朝统治的后遗症也随之爆发出来

   据 《英宗实录》记载“永乐八年三月辛未,陕西凉州卫千户虎保、张博罗台,伍马沙等永昌卫亦力真巴,土鞑军老的罕等叛,掠夺马畜,屯据驿路,陕西行都司指挥李智率军捕之,盗贼猖獗,欲攻永昌,凉州城......”也就同年在甘肃置镇守太监,也可以看出帝国的统治者对这些归附军的不信任, 其实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洪武二十六年明政府将陕西行都司从庄浪卫城西迁于甘州,即甘肃张掖驻地,陕西行都司所辖有12卫4所,此时明帝国的统治已达到嘉峪关,而这些这些军卫的官员指挥,并不是帝国所直接委派,一部分是元代的降将,还有当地的土著,民族成分比较复杂;明代在嘉峪关以西设立了七个卫,分别是安定卫、曲先卫、阿瑞卫、罕东卫、沙州卫、赤斤卫、哈密卫。这七个卫居住着撒里畏兀儿人和蒙古人,而此后,东迁到了嘉峪关以内。如洪武·十一·年二月,凉州卫俘获元官二十五人;正统九年(1444年),沙州卫内乱,甘肃镇一位官员收编了沙州卫的蒙古部落,让他们居住在甘州,人口1230余人。而其中虽然归附了明政府,但仍然幻想着成吉思汗的光辉时代,随时与关外的蒙古诸部响应起兵。



困 境   

为了维持边境的和平,明政府与诸多国家保持了一种特权贸易,瓦剌蒙古人与永乐帝朝廷保持纳贡关系, 蒙古使团一般呈献马、家畜作为贡品,要求报酬、礼品、官职和贸易特权。朝廷以高价收取贡品,包括钱钞、白银、丝绸、纺织品、官品和官衔赏赐给部落领袖,并准许蒙古人在指定的地点进行贸易。纳贡制度旨在安抚蒙古人和防止边境的动乱,那么明朝廷只取得有限的成就。尽管朝廷付出昂贵的礼品和费用,但纳贡贸易仍不能满足蒙古人更大的需要,在西边,虽然大力保持和中亚各国贸易往来,但事实上,这种特权贸易是不稳固的,明帝国在边疆仍然有不断的冲突,所以永乐帝既不能通过战争,也不能通过贸易和外交手段 去解决明初主要的国防问题,上,甘肃河西地区一直是藏传的势力范围,永乐年间,各派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各种势力暗流涌动,明朝廷也与这些势力中的领袖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元代时,的实权掌握在提供世袭的教长的寺院和贵族门第手中,而远在西北的九边重镇的张掖,是甘肃镇的驻地,这里一直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文化在这里兴荣发展,而张掖甘州的卧佛寺自西夏创建以来一直是就是权力的象征,在永乐帝的心中卧佛寺也许就是实现边疆稳定的突破口,他决定实现一次文化变革,在永乐八年,甘肃那场动乱平叛后,同年开雕《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准备颁赐给全国名山大刹,直到他去世,但他还是没能看到《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刻成





遗命


宣德二年(1427年),为了完成祖父的鸿业,宣宗对甘州卧佛寺全面维修后,并敕赐宝觉寺碑记 其中“安国家于泰山,保太平于永久”这句话道明了帝国的用意。自永乐八年(1410年)开雕于北京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至英宗正统五年(1440)刻成,在这期间,印刷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印刷装帧结束后,颁布事项也紧随其后,并将《北藏》首部经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首先运达甘州卧佛寺,这匆匆的颁赐运输, 背后又折射了哪些故事?直到正统十年(1441年)初,全部经书才运到甘州卧佛寺,并举行了承旨仪式,而起草圣旨的,不可能是一位13岁的孩子,而是摄政团,这些摄政团的成员都是早年跟随永乐帝的元老而甘州卧佛寺一直是河西地区重要的佛事活动场所,早在永乐九年至十七年维修卧佛寺后,明成祖朱棣就就给卧佛寺敕赐了“弘仁寺”之额,如此受到帝国中心的关注,并非活动这么简单,而是糅杂着帝国统治者对边疆防务教化的复杂心情,对于西北的边防安抚,也许《大明三藏北藏》成了帝国统治者们最后的慰藉。



                                                                                  声明     本文由张掖市博物馆出品

                                                                                                    转载需注明出处

投稿邮箱:346110304@qq.com



发表
26906人 签到看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