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博物馆与大谷光瑞的不解之缘

大谷光瑞

   旅顺博物馆不仅馆舍建筑独具魅力，其别具一格的馆藏精品更是蜚声海内外。这里有世界上最早的汉文写本、这里有中国独家珍藏的古石刻、这里有存世唯一使用“承阳三年”年号的《菩萨忏悔文》、这里有禅宗研究领域的“宝典”《六祖坛经》……您不用远赴新疆大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木乃伊；您不用远赴，在这里就可以了解的起源……这些中亚与西域文物的来源都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日本人——大谷光瑞。

    渊源：

    大谷光瑞的 私人“探险”队

    大谷光瑞（1876年—1948年），日本京都府人，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探险家。生长于明治维新时代的大谷光瑞，血液中饱含那个时代“开国进取”的精神，受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等西域探险家的影响，1902年，大谷光瑞组建“大谷探险队”，前往中亚、、阿富汗、、中国新疆等地，这是“大谷探险队”的第一次中亚“探险”活动，也是他本人唯一亲自参加的一次。日俄战争后，大谷光瑞派本愿寺弟子和僧人桔瑞超、野村荣三郎、吉川小一郎等人又先后进行了第二次（1908年—1909年）和第三次（1910年—1912年、1911年—1914年）“探险”，在中国新疆的吐鲁番、楼兰、库车、和阗和甘肃敦煌等地，获取了大量的古丝绸之路珍品。

    与其他探险队不同的是，“大谷探险队”的活动主要是以本愿寺为依靠的大谷光瑞本人的私人行为，所以其所获文物资料从一开始就全部收归大谷光瑞本人所有。为解决诸多文物资料的存放和整理研究等问题，1904年，作为第一次大谷“探险”所获文物的一部分在京都恩赐博物馆展出之后，大谷光瑞开始在神户郊外兴建二乐庄别墅。1912年，二乐庄首次展出整理后的“大谷探险队”第二、第三次“探险”所获文物资料，遂引起世人关注。1914年因为财政问题，二乐庄被迫关闭，“大谷收集品”也开始分散与流失。1916年，大谷光瑞将其保留的“大谷收集品”一并运到旅顺，并以寄存的方式存放在刚刚建立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1929年经其本人同意，将寄存的文物卖给“关东厅博物馆”，正式登记入藏。可见，自旅顺博物馆诞生之时起，即与大谷光瑞结下了不解之缘。

    藏品：世界上最早的汉文写本

    从现在的收藏情况来看，大谷收集品主要分散在三个地方，即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韩国首尔国立博物馆和旅顺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所藏藏品即为大谷当年亲自带到旅顺的那部分，毋庸质疑，这些被带在其身边之物一定是重中之重。

    就旅顺博物馆馆藏来说，中亚和西域文物始终是“大谷收集品”的主体，由古石刻和发现于中国新疆、甘肃的古丝路文物两大部分组成。古石刻是指古地区从公元一世纪贵霜王朝至公元十二世纪的波罗王朝时期以艺术为主的石质造像，地域范围为现在的本土、和阿富汗部分地区，共计106件。它们不仅是古艺术发生、发展的写照，也囊括了同一时期古存在的其他宗教艺术品。就目前的收藏情况来看，它们是中国国内唯一的一宗收藏。古丝路文物分文书与文物两个部分，涵盖社会文书档案、汉文与非汉文残片、敦煌藏经洞的经卷、西域语文书、丝织品、钱币、陶器、雕塑品、绘画、木乃伊等。其中的西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的《诸佛要集经》写本残片，虽是小的残片，却是已知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汉文写本，是研究早期传译、书写历史的珍贵资料。而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的《六祖坛经》是世界上仅存三个完整的敦煌本《坛经》中学术价值最高的，堪称禅宗研究领域中的“宝典”。

    价值：这些馆藏让旅博为国内外同行所关注

    旅顺博物馆所藏“大谷收集品”是上世纪初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文化掠夺之后较早一批回归中国所有的文物，尽管回归的过程经过了复杂的历史变迁，但无论如何，让人欣慰的是它们几经沧桑变故终于永远地留在了旅顺博物馆。

    如今，对“大谷收集品”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藏品本身的个案研究，它是整个西域和中亚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还涉及到近代殖民史和近代学术史等诸多问题。“大谷收集品”以其无可争议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成为了旅顺博物馆最重要的馆藏之一，旅顺博物馆也通过拥有这些馆藏为国内外同行所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大谷光瑞故居位于旅顺博物馆以北两公里远的山坡上，站在故居的阳台上，可尽情俯瞰博物馆的屋顶和庭院。据资料记载，大谷光瑞在旅顺居住期间，一有闲暇即携小童来馆鉴赏和研究他情有独钟的中国古代陶瓷器。，供后人使用和参考。

    大谷光瑞后来又移住上海和南洋。1945年日本战败，大谷光瑞滞留大连，寄住大和旅馆（今大连宾馆），1947年3月回国。1948年10月4日病逝，谥号信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