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艺书法课堂（三）：“秦书八体”与秦隶是怎么回事？秦简的艺术特点如何？

秦代使用的书体不只小篆一种，《说文解字•叙》说：“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刻符”是专用于符信上的篆书，如秦代重要的军政信符《新郪虎符》和《阳陵虎符》都用小篆书。“摹印”指用于印章上的篆书，形体略方，笔划平直，与小篆略同，开汉印缪篆先河。“署书”是用于题匾额、书签的篆书，与后世榜书相通，后世署书不限于篆体，真行草隶都用。“殳书”是用在兵器上的篆书。“虫书”就是鸟虫书，《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说：“虫书，谓为虫鸟之形，所以书幡信也。”类似于象形美术字。由此可见，就书体来说，在秦代与小篆并行的还有大篆和隶书。

关于秦代隶书，许慎《说文解字•叙》说：“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唐代张怀瓘《书断》也说秦朝“以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书，以为隶人佐书。”可见隶书在秦代是小篆的辅助书体。但隶书的应用并非自秦代开始，《书断》引郦道元《水经》曰：“隶字出古，非始于秦时”，唐兰先生也说秦隶书“有一部分是承袭六国古文”。再者，战国时楚国已普遍使用隶字。所以秦代“令隶人佐书”“以赴急速”的隶书，已是在社会广泛应用的一种统一文字。这样看来，历史上关于程邈创造隶书的传说是 

不能成立的，隶书的产生是文字在实用中自然发展的结果，决非一人所为。程邈作为隶书的搜集、整理、加工者是可能的。

一九七五年在楚地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一批秦始皇时期的竹简墨书隶字，从字的形象看，比小篆更少象形意味，但未脱篆书痕迹。大体是篆隶参半。用笔已见方折，方中留有圆意。字形略长，笔画已趋平直，撇捺和横画略见波磔，已是隶书体态，更早一些的如原属楚地的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的木简，已开隶体先河，马王堆出土的汉初帛书隶字与此一脉相承。从书体衍变上说，秦隶乃是战国时的楚隶，对书体的演变发展具有重大的贡献。

汉简在书法史上有什么意义？它的书艺特点是什么？

篆书与隶书在文字史和书法史上属于两大阶段，秦代以前是篆书体系，古文大篆的象形意味很浓，因而形体和笔画繁简变化很大。秦小篆将篆书统一和规范化，象形性减弱而符号性加强，可视为象形古文字的终点。秦隶承楚隶，“令隶人佐书”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隶书，汉代承袭秦隶的势头而有很大的发展。隶书是符号化新文字的开始，由篆书向隶书的衍变，具有由不定型向定型、由象形向符号转化的性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秦汉之际正处于由篆书到隶书的变化时期，秦代通行的书体是篆书，汉代通行的书体是隶书，而我们目前看到的汉代碑碣刻石，除少量是西汉作品外，大量是东汉的作品。如华山碑、礼器碑、曹全碑、张迁碑等，这些著名碑石的书法，已是相当成熟的隶书。隶书在成熟之前，必然有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这在西汉碑石极少出土的情况下，无从论述。建国以后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发现大量汉代竹木简书，如居延汉简、马王堆汉简、 
     武威汉简、甘谷汉简等。其中有大量是属于西汉时期的，这时西汉书法面貌才得以看清，由篆书向隶书的转化以及真、行、草书的形成和发展才得以知晓。所以说汉简的发见在我国文字史和书法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竹木简册和山东临沂出土的《孙殡兵法》竹简，是西汉前期作品，从文字性质看，虽属隶书，但在笔法上仍然保留着篆书用转的痕迹。用笔随便，有方有圆，但还没有明显的波磔。结字还不是严格的方整形体，显然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简隶书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内蒙古出土的居延汉简，是汉简中的精品，其中有不少有纪年。属于西汉的有汉武帝、昭帝、宣帝时的作品。如《太始三年简》、《元凤元年简》、《本始二年简》等，已是成熟的隶书。方折的笔势很明显，波磔俯仰也较突出。可见由古隶向汉隶转化，隶书已脱离篆书而独立成体，汉武帝时隶书已露八分书势。特别是河北定县出土的汉宣帝时的汉简，波磔分明、工稳秀丽，已与东汉成熟的汉碑无异，汉简的发见改变了隶书成熟于东汉的旧说。这些简书大都是下层吏人所书，书法的发展和一个新书体的形成和发展，是千万个无名书家们共同实践的结果，并非少数圣人所创。所以也改变了历史上王次仲、蔡邕造八分的说法，证明人民创造历史的真理。
再者，居延汉简中有一部分隶字写的比较草率，结体和用笔力求简便，有章草的意味。
     甘肃武威前后出土大批属于西汉晚期的简书，以圆劲的笔法书写方折之势，字形趋扁，结体有明显偏左的侧势，波磔的笔势已趋成熟，字距和造型趋于规整，风格秀劲。折锋用笔与使转变化与东汉《礼器碑》书风近似，可见西汉与东汉在隶书发展和艺 术风格上的继承关系。武威出土的汉简有一部分是东汉初期医师手书的医简，有的书写草率，已有明显的章草书的意度和韵味。
     甘谷汉简，据黎泉《西北汉简书艺略述》说：“根据简书上的纪载是桓帝延熹元年的诏书简册。共二十三简，每简书两行，纵横成行，用分书抄写，字体宽扁，点划波磔突出，笔划秀丽整齐，墨迹清晰，是东汉典型之分书。尤其突出的是波磔特长，与东汉《尹宙碑》相似。”
     由秦汉时期的简书看，篆书和隶书在书写上都存在草写体，隶书的形成实际就是篆书向简便变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隶书的发展也经由古隶（草篆）到汉隶再到八分的衍变过程，同时也有草书产生。汉初简书中已有篆、隶、草书相杂的现象，汉武帝以后的汉简草写已有章草意味，如居延汉简中的《阳朔元年简》和武威医简，形体已脱离分书，是纯然的章草。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汉兴有草书”，唐张怀瓘《书断》说：“章草即隶书之捷”。从秦汉之际的简书看，古隶向简便发展，隶书形成的同时亦产生了与章草意韵相似的字体，可见草书的发展是与隶字草写并行的。绝不是像旧说那样到东汉章帝时才有草书，草书的创造权既不是史游，也不是杜操，而是广大的群众。
     竹木简是当时的主要书写材料，追求速成是由实用的性质决定的，这是简书在书学上的主要特点，因而在笔法上有使转自然、笔划粗犷拙实的特点，从而形成富有活跃生命力的古朴奔放的书风。而且风格多种多样，有的纤劲，有的朴厚，有的奇丽，有的奔放……汉代简书又与碑石在风格上有着内在的联系，共同构成了古朴豪迈而又绮丽多姿的汉代书艺的时代风格特点。
     由篆到隶在笔法上是由圆入方，化篆的曲笔为直笔。隶体八分书实则就是在隶书方折平直的基础上又向波磔起伏分披上发展， 去质而从文。隶体八分书宽扁的造型特征和蚕头燕尾的笔画美，是方折平直和波磔分披的笔势以及铺毫的应用，藏锋逆入和逆入平出的笔法是在隶书趋于成熟时完成的。所以说汉简的大量发见，不但在考察文字衍变上具有重大价值，而且也是研究书法艺术形式美衍变规律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