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观察 在中国,反抗家暴的妻子更易进监狱

网易另一面2018-04-15 16:58:22

导语

直以“家庭纠纷”处理的家暴案,突然被2016《反家庭暴力法》的“人身保护令”开始流为具文,在实务中被官僚推搪的现象则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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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中国通过《反家庭暴力法》,赞美者纷纷欢呼“家庭暴力不再是家务事,法律终于开始制裁家庭暴力”。几乎同样的赞美在2001年《婚姻法》录入“实施家暴构成犯罪者将被刑责”时也曾大片出现,连字眼都没差别。然而在此后十余年里,监狱里的杀人、伤害罪女犯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反抗家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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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婚姻法》收入反家暴内容后,被盛赞“法律剑指家庭暴力”,此后十余年间,历史的行程走向了大众期望的反面。

2001年中国政府修改《婚姻法》,加入第四十三条“实施家庭暴力者,居委会、村委会及所在单位应劝阻、调解,公安机关应制止。家庭暴力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照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第四十五条“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依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当时颇有人欢呼“法律之剑已经指向家庭暴力”。


▲2011年9月28日,北京女子张红(化名)为躲避丈夫的家暴并与之离婚,持刀抢劫出租司机以求能够进监狱得到庇护。/视觉中国

但世事太难预料,此后十余年间,历史的行程走向了大众期望的反面:中国各地仍然少有打老婆的丈夫进监狱,但敢报复家暴者的妻子进监狱的概率却高得令人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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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5年间,尽管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有差异,中国男人家暴的步调倒是相当统一。经济悬殊的省份之间,女子监狱里的家暴受害者比例不分伯仲。

2001年秋公布的上年湖南女子监狱调研结果中,118名在押暴力性女犯里,有58.5%的人是杀伤了出轨或虐待无度的丈夫。而在2004年对南京女子监狱进行的问卷调查中,205名实施暴力犯罪的在押女犯里,用“杀伤丈夫”来解决家庭冲突的有85人,占41%。2007年对甘肃省女子监狱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当地有杀伤人罪行的女性犯人中,24%是杀伤了“打老婆怒汉”的妻子。同年在河北省女子监狱的问卷调查中,也有9%的暴行性女犯是以谋杀或故意伤害报复暴戾丈夫的妻子。


▲2016年5月8日,河南郑州女子监狱80余名服刑人员的家属来探监。/视觉中国

2015年人民大学法学院抽样调查中国女性在押人员处遇状况的研究中,五个研究样本中有一个是位于中国西部、人均GDP3600美金某省份的女子看守所,因为家庭暴力而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占到该所女性犯罪的18%。

由此可见,在《婚姻法》加入反家暴内容的十五年中,人不分南北,地不分贫富,每个省都会有一成到四成的暴力性女犯,其罪行直接由家庭暴力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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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实中,丈夫打妻子难被刑责,因为举证难;妻子还手杀伤丈夫容易进监狱,因为举证易。

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很简单,在丈夫常年虐待妻子的典型家庭暴力情景中,大多数时刻受害者一般只会有大面积瘀血、挫伤等中国刑法意义上的“轻微伤”,如果不见血、没大口子或者没断几根骨头,就不会构成“轻伤”,至于残疾等“重伤”更不会在日常的虐待中持续出现。2001年《婚姻法》修改时仍将家庭暴力构成要件等同于一般暴力构成要件,家庭暴力与一般暴力的法律责任没有实质不同,举证责任与范围也基本一样。而家庭暴力有“施暴长年持续在‘轻伤’线以下”的微量与隐蔽特征,所以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受害者的举证难度更高。


▲2007年3月14日,英国内政部一份报告呼吁政府尽量减少妇女入狱的人数,而是代之以社区惩罚的形式,以减轻狱方负担并更好地起到“改造”作用。/视觉中国

但如果被虐待的妻子常年积怒,蓄谋报复丈夫,一旦有所杀伤,这种案件采证和举证的难度反而小多了:杀人、伤害事实确凿,故意伤害罪或杀人罪基本板上钉钉。尽管2015年3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宣布“制止家暴可认定正当防卫,杀害长期施暴人可酌情从宽处理”。但在中国现实中,即使抵抗强奸、抢劫的典型自卫大都会被认定为“防卫过当”,这种“夫妻打架”被认为正当防卫的机率只有更低。“杀害长期施暴人可酌情从宽处理”,在实务中一般是将死缓“从宽”到20年徒刑,而且必须由受家暴者提供“施暴人之前长期严重过错”的证据,如果受家暴者不幸一直忍气吞声,将惨况当作隐私家丑来保护,那这种证据自然也付之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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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反家庭暴力法》实质内容基本重复了2001年《婚姻法》中修改条例,未来的执行效力足以预见。

2016年3月,中国通过《反家庭暴力法》,“法律剑指家庭暴力”的赞歌再次被唱响。然而细究《反家暴法》,就会发现其中“处置”与“法律责任”部分实际上只是重复宣讲“谁主张谁举证”、“不告不理”与“调解优先”的原则,但此三原则在家庭暴力情况中必须有一定妥协: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往往存在长期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受害人的举证能力极可能在这种关系中被减弱或灭失,也可能出于无法表述的非真实意愿而放弃起诉、接受调解。所以旨在改善家庭暴力的法律,本应有相当程度的举证责任分摊、允许公益组织在未得到受害人委托时也能作为适格原告主体。而2016年的中国《反家庭暴力法》定本除了“人身保护令”与“告诫书”饶有新意以外,剩下的仍是重复十五年前的《婚姻法》老调,并没有增加新内容。


▲2015年11月7日,西班牙马德里数千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家庭暴力以及性别针对犯罪。 /Getty Images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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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家庭纠纷”处理的家暴案,突然被2016《反家庭暴力法》的“人身保护令”开始流为具文,在实务中被官僚推搪的现象则不足为奇。

而《反家庭暴力法》里最被称道的“人身保护令”,在实务中也敌不过中国基层治安机构的“锯箭杆”式推搪。2016年5月份,《反家暴法》生效刚过两月,就有基层法院执行局人员向记者反馈:现在有的地方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警后出警,发现受害人已经有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的,即不予处理或不认真进行记录,因为《反家暴法》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由法院执行”,公安部门只“应当协助执行”。

而福建自2008年试点“人身保护令”的莆田法院人员总结自己7年间的经验,也发现保护令主要由法院执行的话会存在滞后性,“家暴本身存在举证难的问题,法院也没有24小时值班,很多偏远地方连法庭都没有,要找法庭也得跋山涉水,时间很长,对于受害者来说,维权的成本太高。”而正是这种偏僻地方,最容易出谋杀丈夫报复家暴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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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胡雁冰

编辑 | 徐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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