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菊蕊推荐王亮精品美文：悠悠枣花情

文\王亮

枣花开了。

五月的时候，干枯了一冬的枣树已抽出了长长的叶梗，片片绿得碧翠又明媚的叶子也像准备出操的小学生，一队队地有序排列在了叶梗的两侧，而鹅黄色的枣花儿就在这些叶与梗的腋窝间密密麻麻、簇簇拥拥地盛开着。那细碎的花蕊，宛如粒粒小小的水晶，娇柔地点缀与环围着花心 。

我一直认为，枣花是含蓄的，内敛的。在姹紫嫣红、百花斗妍之时，无意争春的她们，犹如十九世纪乡间的少女，颔首、低眉与娇羞地躲在季节的身后。待到初夏来临了，才悄悄地探出头来，静静地，不做任何渲染地在枝叶间开成一种繁盛。就连那花香，也像是怕受到外界惊扰一般，清淡得若有若无，似乎只有深深地屏住呼吸，才可以隐约嗅到。

而女儿却说：这点点绽开的小小枣花，像极了夜空里的小星星。这些顽皮的熊孩子们定是厌倦了寂寂长空，才趁着大人们的一时疏忽，成群结队地偷偷溜到了人间疯玩。后来实在是玩得太累了，就干脆一个个挤眉弄眼、你拥我挤地嬉闹着栖息在了枣树的枝头。而那些似开未开的小枣花骨朵应该就是那些玩着玩着就睡着了的星孩子，他们在睡梦里笑着。笑着笑着就开花了，笑着笑着就结果了，笑着笑着就长大了，笑着笑着就成熟了。听小女一番童稚的奇言妙语，再细细观察枣花儿五角样的星状，还真觉出小女所云有些道理，也让我越发喜欢上这些如小米粒一样朴素的枣花儿。

其实，对枣花的格外垂爱，很大程度还缘于对一份报纸的一个栏目及对栏目编辑的怀念与深情。

时间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过后的中国文学艺术百废方兴。在生我养我的偏僻小村，精神生活的贫瘠与荒芜是今天的孩子们任凭如何也无法想见的。喜欢看闲书的我常常为了一本刚借到的或有头无尾、或无头无尾的“课外书”，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彻夜不眠。而作为党报的《运城报》，则是我所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报刊中比较容易看到的一种报纸。之所以爱上这份报纸不仅因为我家旁边的大队部里常年订阅着一份这样的报纸，还因为该报有个名为“枣花”的文艺副版，我深深痴迷于其中刊登的一篇篇的豆腐块文字和“一袋烟小说”。有时候，一篇文章反反复复看过来看过去地还不过瘾，就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剪下来，工工整整地贴在用过了的塑料皮的笔记本里，以备之后再阅读。

真正与 “枣花”结下深厚情缘是在1984年冬，那年我15岁，在一所刚刚成立的职业中学的写作班就读。说是一所职中，其实就是一个废弃了的镇办农场。在把一间间破败的办公室的隔墙拆除打通之后，我们有了一间大的教室和两间小点的宿舍。我和我的来自全地区的20来个酷爱文学的同学，就在这里开始了学习写作的生活。

当时的职业教育也仅刚刚起步，一切都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创办这个写作班几个月了，我们甚至还没有自己专门的教材。除去偶尔邀请县里一、两名的知名作家为我们讲讲课、打打气、加加油之外，大多时间我们仅是在一种执着的热爱支配下自己阅读与练习写作，前途显得迷惘又空茫。也是在这个时候，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开始尝试着将自己鼓捣出的一篇拙劣的小小说《晶莹的露珠》投向了 “枣花” 版。而意想不到的是，不到一个礼拜时间，习作竟在“枣花”版变为了铅字刊登了出来。更想不到的是，一个月之后的一个暖暖的中午，“枣花”版的编辑杨星让老师与吴芳林老师竟乘坐小船一样颠簸的长途汽车，历时4个多小时，几经辗转倒车，从100多公里以外的运城来学校看望我们。

正是吃午饭的时间，同学们一人端一碗白菜萝卜清水炖，围蹲在一起正准备吃午饭。因为提前没有得到任何报社记者要来的消息，学校没有一点接待准备。在那个年月，就是做准备了也多是添两个凉拌的素菜罢。就这水平，远离村庄的我们学校短时间内都不方便做到。仓促间，我们的校长邓英奎老师与班主任范志和老师显得手忙脚乱。而杨星让老师和吴芳林老师则毫不见外地笑着说：“那么麻烦干啥？大清早起来，一路马不停蹄地折腾到这，肚子早已经在咕咕叫了，就遇啥吃啥吧！”两人说完分别就势接过一碗白菜萝卜清水炖，加入到我们的圈子，与同学们一起蹲在地上吃起来，一点不嫌我们学校简陋条件次，一点没怨我们招待不周饭菜差。吃完饭，两位老师又与我们共同围坐在教室里，谈文学、谈写作、谈理想、谈前途，谈得最多的是对每个同学的鼓励。

杨星让和吴芳林两位老师的个头都不是很高，看上去有173cm左右的样子。杨星让老师30出头，戴一副金丝细边的眼镜，青春、清瘦、儒雅又朗俊。吴芳林老师年龄似乎稍大些，脖子上总挂着一台带牛皮盒子的照相机，模样敦厚、朴实又干练。见他们第一眼的时候，我与同学都觉得他们这些来自大地方的编辑、记者应该很是高深莫测、难以接近。可几个小时毫无架子的屈膝交流过后，两位老师迅速地走下了神坛，变为了贴近我们生活的可亲、可爱又可敬的邻家大哥。他们就像亮在沉沉暗夜里的灯火，让迷失在茫茫瀚海的我与同学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给了我们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坚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与信心。如果，你不是从那种闭塞又落后的时代走过来的人；再如果，你从没有过那种踮着脚尖也看不到未来的无望经历，你都是如何也不能够理解两位老师对于我与我的同学们乃至我的老师们是一种怎样的鼓舞和鞭策。

此后，在两位老师的指导和激励下，我与我的同学的习作开始陆续在《运城报》“枣花”版及全国各地各种报刊上发表。1985年6月，16岁的我在《运城报》同题小说《村前的路》征文比赛中获得二等奖，我的一个同学同时获得三等奖。此次奖赛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名。1986年6月，我的小说作品《“背带裤”带来的麻烦》在《小学生》杂志全国征文赛中获得特等奖，杂志社为获特等奖的5名作者组织了为期10天的免费旅游。同时期，我的一个同学的习作也在《少年文史报》举办的征文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正应编辑部之邀在甘肃的丝绸之路旅游。一时间，写作班里捷报频传。仅一年多的时间我的同学们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各种体裁的作品达500余篇。

其间，杨星让老师又多次带其他报刊记者来我们学校视察采访，为我们这些农村娃宣传呼吁，以改善我们恶劣的学习环境，以挣得全社会对我们努力的认可。他还多次与同学们书信联系，指导同学们的生活学习。同学们都把他当做值得信赖的老师与兄长，喜欢与他交流和沟通。就是我个人，每去运城办事，哪怕是绕道，也必去报社看看他才算安心。

即便是时间过去了好多年后的今天，我当时的同学有读了文学博士的、做了文学教授的、成就为中国少儿文学大咖的，当然，还有不少像我一样虽没在文学的路上走多远，却一生因不弃对文学的热爱而内心相对丰厚、生活相对充实的平凡人。每每我们在一起相聚，忆起当年校园生活，还是难免会谈到杨星让老师，谈到杨老师对我们这些当时在生活底层苦苦挣扎的少年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一位现在已经在北师大做客座教授的同学说得好：“其实，好好想想，那时候我们就像一颗春之枣树，凭借着一腔对文学的热爱，虽迟迟才爆发出嫩嫩的幼芽，却因为非常幸运地遇到了杨老师这样的好园丁的热忱关爱和精心呵护，才有了我们小小的枣花黄，才有了我们累累的果儿香。”

前几天，在参加永济市文联组织的“金秋﹒果园行”采风活动时，站在开张村产业结构大调整后种植的大面积的冬枣园里，同行的作家与摄影家们都在为一嘟噜一嘟噜红如玛瑙般的冬枣，瀑布一样从棵棵矮化的小枣树上倾泻下来而震撼而惊叹而咔咔拍照时，我却更多地在关注和感慨那些已青春不再的枣树叶子。此刻的枣叶已了然不见昔日的繁茂与葱茏，生出了一种成熟、厚重与沧桑，甚至还微微流透出些许的颓败。

仿佛，如今依然清瘦、儒雅却已是满头华发的杨星让老师。

而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如杨星让老师一样甘为护花绿叶的仁士与恩师，才有了所有小小枣花夏的绽放与秋的美好。

作者简介：姓名：王亮；性别：女；工作单位：永济市教育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