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啥呢”Vol.37 | 古籍也是文物！古籍“颜值”一篇看懂

6月-8月，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推出了“民族记忆 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展出古籍包括经卷、宋元善本、明清插图本、少数民族文献、西方活字本等多种类型。置于展柜中的古籍，如同那些精美的瓷器、青铜，成为众人欣赏的对象。

民族记忆 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这些琳琅满目、活色生香的古籍，好似为人们展开了一幅历史的画卷。人们徜徉其中，会不禁对古籍多样的形制、丰富的色彩、各异的文字感到兴味盎然。原来古籍除了用作文献资料，还可以拥有如此多样的欣赏角度！是的，古籍之美，也可仅从文物的角度，深入体会。

甲骨上的朱笔书写

古籍从产生之初，其属性就不唯一。拿甲骨文来说，龟甲和兽骨既是占卜的工具，又是卜辞文字的载体。秦汉简牍帛书，同样兼有外在形制规格与内在文字内容的双重关注层面。雕版印刷术产生以后，宋元善本以其楮墨精良、校勘精审，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捧。由此可见，不论何种形态的古籍，都普遍具有两方面的价值：内在的“校勘性”与外在的“文物性”。文献学大家黄永年先生就认为，校勘性指古籍内容校勘精当与否，文物性则指从时代、存世数量、外形、观感等角度看古籍精良或稀有与否。

讨论古籍的文物价值，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古籍产生的年代。一般而言，时代越早的古籍，其价值就越高。古籍的载体是脆弱的纸张，不怎么经得起兵、虫、水、火这种种磨难，能够历经千百年而流传不坠，本身已经承载了时间所赋予的深厚积淀。可以说，对早期古籍的珍视，就是对时间本身的敬畏，其本质是对古物的情怀与对历史的尊重。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卷》

这是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展出的一件早期雕版印刷品——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刻本《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卷》。这一经卷距今已有1089年的历史，经黄檗汁染过的皮纸，仍可见当年的光泽，清晰的墨色与略显朴拙的楷书字体，皆显示出晚唐五代雕版印刷术的发展面貌。

那么这件经卷最宝贵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目前全世界已知有明确刊刻年代的古籍是雕版印刷于唐咸通九年（868）的《》，而这部《弥勒上生经》仅比《》晚了59年，两者都是中国印刷术的早期代表。《》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907年被英国人斯坦因盗走，现存大英博物馆，所以这部《弥勒上生经》就成为了国内已知有纪年的最早雕版印刷品，单就这一身份，已足可称之为国宝。

大英博物馆藏唐咸通九年《》

关于早期雕版印刷品，还有一件热闹的公案，那就是1966年发现于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部分韩国学者以为，这部经卷藏在释迦塔中，那么，它的刊刻年代一定不晚于释迦塔的建成时间，即751年。加上这一经卷本身并无明确纪年，部分韩国学者就将其作为了朝鲜半岛先于中国最早发明雕版印刷术的证据。

《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这一想当然的说法，在经过中日韩等多国学者的推敲之后，已然立不住脚。当年与这一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一团泥浆一样的“墨书纸片”，2005年，其中的一篇《释迦塔重修记》被识读出来。这篇撰写于1024年的文章明确提到，重修释迦塔时“将两种《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放进了塔内”这一具体事实，意味着《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刊刻年代应该距重修寺塔的时间更近，而不是释迦塔初成的751年之前。

再者，古籍的文物价值体现在它的稀有性。考古发掘出土的简牍帛书，早年如马王堆帛书，近期如海昏侯墓简册，与传世古籍相比，就可谓九牛一毛。物以稀为贵，简帛的价值，自然得到凸显。

然而稀有性的造成可与时代有关，也可与时代无关。与时代有关，如宋元善本（善本，指校勘价值或文物价值较高的古籍）。北宋时期，雕版印刷业的兴旺发达使书籍得以广泛流通，读书人不再为无书可读而烦忧，私人藏书也渐成气候。但北宋末年，宋金交战导致北方世族大量南迁，许多书籍在兵荒马乱中化为灰烬，直接造成了北宋善本的数量急剧锐减，加之后代的自然消耗与人为破坏，时至今日，北宋善本，尤其是非类北宋善本，已称凤毛麟角。

北宋刻本《范仲淹文集》，入选《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另有一部分古籍，其抄写或刊刻年代非远，但却因种种原因，流传稀少，为世所罕见，明《永乐大典》就是一例。《永乐大典》为明成祖朱棣下令纂修，当时只缮写一部，共11095册，嘉靖时另有一部抄本。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类书，如今正本已不知所踪，嘉靖本在全世界也仅余不足400册。《永乐大典》开本宏阔，朱栏墨字，风神俊秀，实为写本之精华，同时也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四宝之一（另外三宝为，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四库全书）。这样稀见的古籍，其价值绝不在宋元善本以下。

《永乐大典》

古籍作为特殊的文物，不仅通过文字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其外在形制也具有丰富的时代特征，并体现出自身的发展脉络。

从外形上来看，变化最明显的是古籍的装帧形式。从先秦以至魏晋，是简牍流行的年代；纸张出现之后，书籍模拟简帛，形成卷轴装。后因展开不便，卷轴装改造为经折装，隋唐两代，经折装是主流；同期出现的还有鱼鳞装。逮至宋代，蝴蝶装大盛，所谓蝴蝶装，是将纸张上印有文字的一面对折，在折痕外侧刷浆糊，将相邻的两叶粘贴在一起，这样做成的书，翻开之后形如蝴蝶，故名蝴蝶装。

宋嘉泰元年至四年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蝴蝶装

明代流行包背装，这种装帧形式与如今常见的线装书在外形上差别不大，只是固定方式不同。清代以来，线装成为书籍装帧形式的绝对主流，线装书也成为现代人眼中古籍的经典样式，而线装优于包背装的地方，在于线装书以露在外面的缝线与隐藏在内的纸捻同时起到加固书籍的作用，而包背装则仅靠贯穿书脊的纸捻固定纸张。从卷轴到线装，中国古籍的装帧形式跨越千年，完成了几次重大的飞跃，每次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更简便的翻阅与更牢固的装帧。

装帧形式

印刷古籍所用的纸张与装帧形式一样，随着时代的推移也产生了许多的变化。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发现的纸质地图，说明中国人至迟从西汉文景时期（西汉初年）就已发明造纸术，并用纸书写。之后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扩大造纸原料，降低造纸成本的事迹，更是广为人知。随着造纸工艺的完善和成熟，纸张逐渐代替了简帛，成为中国古籍的主要制作材料，并传向了全世界。东晋桓玄称帝时，政府更是正式发布了“以纸代简”令。

放马滩纸地图，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纸

从汉末至明清，麻纸、皮纸、竹纸先后受到青睐，并各自引领了长时段的流行趋向。汉末至隋唐五代，麻纸为主，皮纸次之。宋代皮纸为主，麻纸次之，竹纸出现。元代竹纸为主，皮纸次之。明嘉靖隆庆前，皮纸为主，竹纸次之。万历以至清末，竹纸为主，皮纸次之，麻纸很少见。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皮纸

在各式各样的纸张中，皮纸的韧性最好，也最易保存，如今常见的宣纸就是皮纸的一种。皮纸的原料来源多样，楮树、构树、藤蔓、桑树、青檀树的树皮，都是上佳之选。竹纸的应用最为广泛，自明万历以后直至清末，竹纸占据了古籍用纸的大半江山。不讲究纸张质量的畅销书、民间日用书所用的竹纸泛黄而易脆，但像明末清初虞山毛氏汲古阁这样的大书坊，则会选用质量上乘的竹纸刻印书籍，这种“私人订制”的纸张类型，因其质地光滑、匀细、韧性好，加上毛氏的鼎鼎大名，还有了单独的名称——毛边纸。

明代毛晋汲古阁刻本《山谷题跋》，毛边纸

值得一提的是，宋元时期，造纸匠人已懂得将故纸打碎回浆，与新纸浆混合，造出再生纸，并形象地称之为“还魂纸”。

古籍所具有的外在美，包括版式设计、字体选择、多色套印、插图版画等多个方面。拿版式设计来说，一本书的开本大小、行格尺寸，天头地脚留多少空白，都有讲究，这其中尺度的拿捏，不同的刊刻主体有着不同的考量。

雕版印刷文献版式示意图

官刻本往往不计成本，所抄写或刊刻之书行格开朗、开本阔大，装饰简约，透露出一股官家气派。

元后至元五年杭州路刻明修本《农桑辑要》七卷

书商经营的坊刻本则一方面需满足读者需求，另一方面又要降低成本，故看上去文字有些挤挤挨挨，但在排版和装饰方面又往往别出心裁。

明刘氏安正书堂刻本《管子》二十四卷

私家刻书又是另一种风格，因所刻之书或是自家所著，或是自身所好，往往较多个人风格，明代凌、闵两家采用多色套印，正文、注疏、批注颜色各异，十分耐看。

对于纸页上最重要的内容——文字，我们从中能够获得的信息还真是不少。在雕版印刷术普及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籍制作全靠人工抄写完成，专门为他人抄写的“写经生”，甚至发展出一种后世摹习的书体——“写经体”。宋代以后，虽然雕版印刷已普遍使用，但通过抄写以广布流传的古籍，数量仍复不少。

清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八十回》（己卯本）

至雕版印刷的时代，不同时代的刻工选择的字体也不同，宋代有欧体、柳体、颜体，元代多赵体，明代用宋体，清代则多仿宋体。不同地域的刻工选择的字体也有差别，宋代江浙一带多欧体，福建地区多颜体，四川地区则多柳体。字体的选择虽是相对个性化的事情，但也糅合了时代的风尚与刻字匠人的技术需求。我们常说宋版书好看，这其中有很大原因正在于宋版书的字体多含书法风格，富于美感，而明清刻书字体多匠气，缺少书法的美，自然无法与宋本比肩。

明茅瑛套印本《牡丹亭》四卷

古籍中的主体除文字之外，还有大量的版画插图，这些插图多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不论小说或是戏曲，其鲜明的人物性格与富有张力的情节，往往在插图中有更加直观的表现。欣赏插图，既可以关注它的构图、人物形象塑造，也可以与文本相对照，体会图文之间的互动。

《赵城金藏》，它的故事可参考《“挖啥呢”Vol.3 | ，中国文物是怎么保下来的？》

另外不能放过的，是几乎每本古籍都包含的大大小小的钤印。红红的印记与深沉的墨字交相辉映，是读书人与书籍心灵相通的证明。为了不影响阅读，藏书人的印记往往盖在卷端的空白处，盖印的位置也有特别的讲究，一般是从下往上，由此，我们甚至能清晰地说出这本书曾经哪些人藏过。钤印是藏书人的脸面，故印章的设计与摹刻也要竭尽精致，以至印章之学也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孝经》一卷

至于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的活字印刷术，虽然在北宋毕昇手中已得到应用，但在北宋以后并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反倒是几百年后，15世纪德国的约翰·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整个欧洲迅速普及，推动了欧洲的知识进步与人性觉醒。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和欧洲的遭遇如此不同，使人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何中国的活字印刷没能发展起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中国与欧洲活字制作过程的差别。

西方的活字印刷术

中国的活字是手工一个个雕刻而成，同一页中相同的字出现几次，就要雕刻几个，所以即使相同的字在形态上也有些微不同；活字排版后，要手工左右水平刷印，并使用无法双面印刷的水性墨和相对较薄的纸张。欧洲的活字则先打造钢制字母范，将范在铜版上敲出字模，然后以字模铸出铅活字，同一页不论出现几个相同的字，其形态都是完全相同的；排版后以机器上下垂直压印，使用的是可以双面印刷的油性墨和相对较厚的纸张。

古腾堡印制的《》

知道了两者的不同，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活字没有普及的原因了。首先，雕刻活字并不省力，中国汉字数量众多，预先雕刻如此大量的汉字，特别是使用频繁的常用字，绝不比直接雕版更方便快捷。若遇到生僻字需要临时雕刻，则更加浪费时间，而这样的窝工，绝不是书商愿意看到的景象。其次，活字雕好后，需按一定顺序排列，不论是按笔画数抑或按韵书，对于排字工匠来说，都不是一种容易掌握的技巧，毕竟工匠的文化程度不高，很多工匠都未必识字，而掌握两者都需要付出极多的智力与耐心。即使掌握了排列规律，在检字排版阶段，也会出现为找某一字付出极长时间的状况。

中国的活字印刷术

再次，中国活字主要是泥活字、木活字、金属活字，泥活字与木活字在使用中容易变形，而金属活字成本极高，且不易获得。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活字印刷始终未能解决印刷质量问题，如纸张着墨不均，反映到书页上，就是一页之内墨色深浅不一，若加上行格不齐，实在非常影响美观。

甘肃敦煌千佛洞出土的元回鹘文木活字，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活字实物

相比较而言，雕版印刷术则具有更多的优点。木材易得、工匠不受文化水平的限制、雕刻美观且易掌握，而且，雕版可以长久存放，需要时取出刷印即可，尤其切合中国文化传承性强的特点。

宁夏贺兰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本续》纸本，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总之，古籍作为特殊的文物，观其外，可以赏心悦目，观其内，可以增广见闻。读完这篇文章的亲们，不妨来一趟说走就走的出行，到国家典籍博物馆一睹古籍的风采吧。

（文中图片来自青绿和网络）